■陈季冰专栏真正的大师和巨著必定是那些对社会产生巨大和深刻影响的人和书，并得到举世赞誉。但知识如何影响社会现实，却是一个难以预料因而也不可能人为掌控的过程。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下最需要确立的并不是什么“中国本位”，而是“学术本位”。一个将学术本身视为最高目的的学者是不会成天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评价为大师和巨著而操心的，因为他自身的价值已经与对知识和真理的执著追求融为一体。而真正的知识并不需要区分什么“中国本位”和“西方本位”。但历史的诡谲恰在于，唯有从“为知识而知识”出发，才有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知识，也才有可能以一种正确的方式真正服务于社会。

　　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位青年学者在他的文章中不无洞见地总结道——

　　也许，我们之所以无法在学术上根本摆脱西方、难以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因为所谓“西方”已经“内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形式”的构成性部分。如果对此没有足够自觉的把握，那么反“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话语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理论力量，反而可能耗尽批判潜力，蜕变为一种非反思性的指控，一种容易让人熟视无睹的陈词滥调。

　　我想我是能够充分理解这段话的含义的，它绝不是要求我们拒绝西方的知识、隔绝西方的影响，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时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思想的“内容”部分，同时坚决摈弃西方思想的“模式”部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不能用西方人的头脑来思考世界和我们自己。

　　然而，这是可能和可欲的吗？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讨论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在谈文化。有一句被我们长期视为真理的话，叫做“洋为中用”。然而，政治和经济上的“体”和“用”或许还可以勉强区分（其实也不容易），我实在不知道文化如何区分“体用”？事实上，文化的演化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无显然的“功效”，我们人为所能做的只是在各个方向上开掘它的可能性。

　　如果说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将从西方社会的演进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特殊知识上升为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真理的话，它的确应当为我们所坚决拒斥，因为历史已经将它的谬误和危害展露无余。但问题在于，你如何能够在对某一种理论尚未真正理解之前就判定它是特殊的知识还是普世的智慧，进而决定是否在自己的头脑里预先设定一道防火墙？而所谓理解，说到底也就是学会用他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假如一个学者在已经自觉意识到他的研究仅仅只是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里的特殊知识，却仍然试图把它拔高到普世的位子上，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严肃的学者。不仅这样的“欧洲中心论”要不得，类似这样将从中国社会实践中提炼的特殊知识拔高为普世价值的“中国中心论”——假如有的话——也同样要不得！不要忘记，最先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批判的不是其他地方的人，正是西方人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探究真理。

　　我不知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究竟是否存在普世真理，也许历史会证明，一切曾经的普世真理最终都不过是特殊的或地方性的知识而已。但我想每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在探寻可能的普世真理（而那些坚决拒绝世界上有普遍真理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实际上也宣称发现了自己的真理：世界上没有真理）。

　　历史上那些“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的伟大缔造者们——从孔子到朱熹，从司马迁到王夫之——从没有认为自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发表中国人的观点。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普世和永恒的真理发言。因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只是一种作茧自缚而已，它们充其量只是其倡导者的文化自卑的曲折反射，是百年前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对“真理在西方”的盲目信仰的一种奇特镜像。依我看，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的诉求，倒恰恰再真实不过地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是何等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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