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2010年来了，离那则玛雅人的预言与因之生发出来的电影《2012》里描绘的人类毁灭之际已经只有两年，而离杰克逊在生前未能完成的巡演中打算向世人宣示再也不能错过的时间还有四年，至于科学家的一种说法是尚有六年时间可以阻断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超出这个时限，就来不及了——一切将不可挽回地发生。

　　即使这样，在哥本哈根还是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依靠各国自觉的努力显然并不足以阻止气候变暖进程。

　　然而现实生活里的中国人，似乎并不作此想，尽管有全球金融风暴，楼市在一线城市飚至每平方米2万元，国内汽车销售量超过每月一百万辆，一派兴旺景象。

　　会议散去后，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署名克莱夫·库克森与菲奥娜·哈维的短文《哥本哈根：谁赢谁输？》，认为赢的有三家：一是怀疑论者，那些不相信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气候变化原因的人们，很乐于看到哥本哈根未能达成具体协议。二是中国，中国展示出令人钦佩的谈判技巧。三是丹麦经济，该国从数万名与会者的开销中受益匪浅。而输的也有三家：一是地球，全球气温上升造成的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依旧存在。二是可再生能源公司，没有约束性承诺来促进环保技术发展，投资者对于长期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兴趣将有所下降。三是碳交易商，哥本哈根没有给碳交易市场带来交易商们所希望的一个强有力协议带来的提振作用。

　　这里所说的输赢，有一时之间的，也有长远的。

　　心底里谁不希望怀疑论者是对的——所谓温室效应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可惜越来越多事实正在证明它是有道理的。

　　当今地球，政治家主宰着世界，比较之下其他各类精英能够发挥的影响和作用都要小得多，假如有一个全球科学家联盟，他们做出的决定就没有付诸人类共同实施的可能，而还有比科学家更清楚这个问题的人吗？

　　其实历史上也有过另外的治理模式，譬如一些地区在一些时期巫师或教主在社会生活中就有过更大的权威。那么当温室效应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危险时，从社会建构上来考虑，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政治家与商人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中坚，但他们主要考虑当下的问题，并可能因此缺乏长远关照的能力，而包括领导人几年任期在内的设计，考虑的是克服人性的弱点——抑制权力过度膨胀等等，而在应对气候变暖这样一些长期问题时，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更有效？

　　当然就算科学家，在许多地方，也往往不能不被当下利益左右，而放弃对长远的关照。

　　两百年前，当工业革命兴起时，那些先行的国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开创一种会危及地球的文明，而当中国历尽艰辛才赶上这波发展潮头成为制造业大国时，温室气体排放成了已被人们认识到的全球性问题，也许只能说我们生不逢时，但既然恰遇其时，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2010，对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

　　与地球的命运相比，无疑没有更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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