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总理年底“炉边谈话” 中国经济两大方向明晰

　　郑作时

　　大道至简，2009年年底温家宝总理通过新华社发表的谈话，就是一个例子。

　　看来这种谈话很可能成为一个惯例，连同两会前与网友对话一样，成为本届政府亲民的一个新设惯例。

　　这一谈话之重要，在于它是发表在一个转折性的时点上。很明显，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将成为主旋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影过而未过之时，发展本国经济是各国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各种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尤其在中美之间。显然，外贸已经不能在短期内为经济增加活力了。

　　在投资方面，国内现在的两个富户——地方政府和企业虽然有经济实力，但效益回报的下降却使他们欲下手而不能。很多产业的产能都已经过剩，再投无非增加竞争而已。

　　外贸与投资都到了很难大幅促进增长的边缘之时，下一步中国增长的动力何在？这几乎是有识之士都在关心的问题。很明显，没有增长，中国的老问题——就业又会凸现出来，总理早就说过，就业关乎个人尊严。因此保增长是和平时期国之大事。

　　2009年年底总理的紫光阁谈话，说清楚了两个方向。下一步中国的增长，一是消费，一是新兴产业。

　　其实消费从来应该是国家经济的核心部分。但奇怪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很久没有靠消费来带动了。我们生产的衣服、鞋子、彩电、电脑，居然大头儿都是靠美国人花钱买得到销售的。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这也正是国内有钱的企业进行投资时所害怕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三成传统，七成人祸。

　　传统的高储蓄率，是造成这个怪象的一个大原因。中国文化中习惯于量入为出、积谷防灾，节约是传统中最好的美德。但是这种美德一过头儿，就形成了问题。现代社会中生产就是为消费而设，生产者一旦把收入都储蓄起来。产品必然就积压。这种现象，部分造成了国内产品必须求诸喜欢借贷消费的美国人帮着消费的原因。

　　人祸之一在于分配。有数据说，国内企业的分配中，10%是给员工的，90%是企业分配给资本提供方、政府和留做发展的。而资本提供方多半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对于消费而言，收入100万元的强势群体每月消费不会超过一万元，从比例上说不超过1％，而收入5000元的人很可能花4500元，花掉90%。损不足而补有余，因此花钱人很少。

　　人祸之二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产品大量市场化。教育涨价、医疗涨价、水涨价、电涨价、煤气天然气涨价。关键是公众还得防着它们接着涨，谁能不存几个钱？好在本届政府接任以来严令大学扩招缓行、严办义务教育、绕开医药连体的利益死结另走社区医疗之路。决策层之用意何其之深？奈何地方吃饭财政盛行，把持地方公共产品的巨头嘴脸何阴，涨价之目，无奇不有。

　　人祸最深者，数房价无疑。本届政府自2004年以来调控房价已有5年，但地产利益共同体之锐利，比医疗更盛。甚或连骂几句房价的时寒冰，其个人财产，都受到地产商爪牙之盘查。5年以来，房价越调越高，连丈母娘的钱都在地产商的盘算之中。君不见，丈母娘之需求，已然成为地产商吹高房价的“第一推动力”？唱出此调者，可谓无耻之至。

　　因此温总理本次谈话中提及房价和农民工问题，实在是促消费之要害。遏房价，就是减老百姓的最大开支；增民工工资，就是促消费的最大层面。须知中国增长，本来的要务就是为民生服务。难道我们多生产几件衣服、几双鞋子的目的是低价让美国人从每月扔变成每周扔的吗？

　　而回到股市，新兴产业则是股民需要关心的话题。技术人员出身的温家宝总理确是内行，“物联网就是传感器加互联网”，十二个字就把物联网的本质说得一清二楚，也把一些试图借总理之口胡吹泡泡的人搞得非常尴尬。很明显，总理对物联网的关心更多是一种姿态，中国要借新兴产业的无尽想象力，来进一步带动经济腾飞。

　　有此一说，中国经济有望，股市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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