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红包来传递人情，表达心意，是中国民间的习俗。在红包的迎来送往间，一个东方国度民众间的浓润温情，含蓄而喜庆地表达出来。不过，红包也常常被误用、滥用，甚至被当作权力的润滑剂来使用，使得红包被蒙上一层灰色。

　　报载，广东省廉江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近日为迁新居而在当地一家豪华酒店宴请宾客，有近千人参加酒席并送上红包。这起事件，轰动了小小的县级市，甚至成为影响到全国的社会新闻。

　　据《南方日报》报道，宴会的主人备好了10多沓空壳红包，就等客人填空。宴会场面宏大，用酒近3000元一瓶，一些赌场和娱乐场所老板也收到了邀请。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热闹的场景。但这个场景，给人有明显变味的感觉。目前，一个由上级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着手调查，并将“依法依规处理”此事。

　　其实，这样的场景很多人并不陌生。大抵了解地方官场运作生态的人都知道，披着人情外衣的红包，被当作一种牟利手段大量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送红包的人习以为常，收红包的人则心安理得，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只不过，千人送红包的场景过于高调而壮观，因而迅速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当然，此类红包的本质，说到底是一种潜规则。无论是官场当中下级用红包来取悦上级，还是官员与官场外人士间的亲密交往，都透露出一种摆不上台面的陋习。很明显，如果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与赌场和娱乐场所老板之间确有红包传递，则不见温情的传递，更多的却是利益的铺垫。在这里，红包成了润滑剂，专门用来润滑权力。

　　一位早已因腐败而倒下的地方官员曾用十二个“一下”形象地描绘出红包的妙用：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从诸多“一下”中可以看出，有事没事时，红包都可派上用场，或为“加深”感情，或为铺垫关系，或直接求助时来用。

　　沿着历史回溯，不难发现，红包的历史久矣。《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吴思曾撰文称，在明清时期，类似逢年过节送红包的行为被称作“三节两寿”。只不过，以“三节两寿”为标志的所有那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看起来，古今对红包的表述方式有异，但道理说的却是一样。

　　旧时官场的陈规陋习，经年累月，成为一种传统，延续至今。红包文化在民间长久地酝酿，发酵，形成一种坚硬的潜规则。其坚硬处就在于，有传统与文化支撑，使得潜规则虽上不了台面，但也始终难以消弭。由此，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主要指的是掌握公共权力者，其利益不断被固化下来，但这种红包现象背后，付出的却是巨大的社会成本。

　　有时候，围绕着对权力的润滑，红包并不大，但不大的红包里包含着的是对官场风气的腐蚀，是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有时候，红包还不小，这里的红包，基本就成了向寻租者支付的租金——其包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官场的一种风气，而更关乎纪律，甚至法律。

　　今年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刊发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干部出问题，多数都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干部管理监督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显然，很多时候，红包涉及到的还是“小洞”问题，但若不在意，或刻意让“洞”越变越大，则后面的“吃苦”在所难免。

　　如今，广东廉江千人送红包一事闹得很大，揭示的是地方官场中的荒唐生态。不过，坏事也可变为好事：一者湛江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若那位借助迁新居发红包财的副局长有什么问题，一查便知；二者，红包现象再一次以夸张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警醒——公共权力的运作非要润滑剂吗？

　　要破除那些既得利益者逐渐固化下来的利益，靠的是对红包现象的清醒认知，是强化纪律要求，改善官场文化。有学者还建议，须实行公职人员收礼登记制——以制度化的措施确保非分之礼不可乱收。总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一个朴实的道理。那些对于大小红包往往笑纳之人，此后再碰到别人呈递上的红包，应该感到烫手，感到背后冷气直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