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毕强 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16岁的李曙光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一心想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替他做出了选择，他以高考总分第二名的成绩与北大失之交臂，被调剂到了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开始了他当时并不感兴趣的法律专业学习。为了弥补一心想学文史哲的缺憾，李曙光在大学选择了学习法制史。

　　那年，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年中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包括 《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以及 《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法制基础。

　　从此开始，李曙光的人生就与中国的法治进程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他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

　　李曙光，男，46岁，江西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经济法、公司法、破产法、法经济学。

　　李曙光说，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制史，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文学的热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时大学的法律课除了法制史还有些东西可读外，其他专业课几乎没有教材可学。

　　这倒不是老师偷懒。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间，中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样，李曙光的大学时代都是在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度过的。李曙光现在笑称他那时就是一个书呆子，4年的大学生活，他都没有去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风貌。

　　现在30年已过，回首李曙光那一届的同学，大部分人都成了现在中国法律界的栋梁，像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曹建明，就是李曙光在华东政法学院的同学。

　　李曙光的博士证书编号是第九号。他是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第二批博士，也是中国最年轻的法学博士，博士毕业那年李曙光26岁，那是1989年。

　　作为中国当时仅有的几名法学博士，李曙光还没毕业就参与到了中国的立法工作当中。

　　李曙光说他第一次参与立法是在1986年，那年他参与了起草《破产法》的讨论。

　　而他真正参与立法是在1993年。那年，还只有讲师头衔的李曙光，作为国务院国有企业破产情况调研组中唯一的一名学者，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份调研报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后来将这份报告中有关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概括为，“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

　　李曙光说他正是通过这次调研，对全国企业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并为以后参与《破产法》和《国有资产法》等法律起草打下了实务基础。

　　而后来对国企改革影响深远的《国发（1994）第59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第一稿，就是由李曙光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狄娜，根据经贸委调研报告执笔起草的。

　　也正是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李曙光提出应该修改《破产法》，或者起草新的《破产法》。

　　朱？基看到这个报告后，马上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将这份报告批给22个部委开会协商国有企业破产问题，并将报告转给了全国人大，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随后决定成立新《破产法》起草小组。

　　就这样，最早提出起草新 《破产法》，又对国企情况熟悉的李曙光，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国人大新《破产法》起草小组的成员。

　　从此以后，《破产法》成为李曙光一生法律和经济研究的基点。

　　1995年，当李曙光还在起草《兼并条例》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开始着手起草有着市场经济宪法之称的 《反垄断法》，李曙光作为唯一的一名法学家，被国家经贸委聘请为《反垄断法》起草小组的成员。

　　同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合作国有企业破产的政策研究，这是中国和外方合作的第一个政策项目。李曙光被推选为项目首席专家和中方专家组的组长。

　　1998年，在成功完成亚行项目之后，李曙光又被世界银行聘为项目专家，他的目光也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了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

　　世行和亚行的工作经历，让李曙光在六七年的时间里经常可以和全世界最好的专家学习交流。李曙光说，和他一起工作的世行专家正是帮助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团队，他和这些外国专家从休克疗法，聊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彼此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这期间，李曙光还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兼并破产手册。这本手册可以说是中国反垄断及破产理论和实务最早的萌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基石。

　　1996年、1997年，李曙光受邀参与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和《证券法》的起草工作。

　　在2000年初，李曙光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让他对美国的法律教育体制、司法体系、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体系、选举体系、法律分析方法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美国的经历，让李曙光认识到WTO对于中国的重要性。2001年从哈佛回来时，他抱回来了一大堆关于WTO的材料。

　　回国后，李曙光很快就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参与起草为加入WTO做法律准备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3年5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邀请了11位专家，征询制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原本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李曙光讲了半个多小时。李曙光在会上建议起草新 《破产法》、《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税收基本法》，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等。

　　会后，李曙光的建议几乎完全被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采纳，并成为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当中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时至今日，《破产法》、《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李曙光提议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都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并已经开始实施。

　　2004年，全国人大成立了《国资法》起草小组，李曙光又是起草小组中唯一一名专家。

　　在此期间，李曙光还被聘为《合伙企业法》、《证券法》、《期货法》等法律起草或者修改小组的成员。

　　2005年，李曙光在国务院召开的中南海座谈会上，对起草《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发言。

　　后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报告的批示上，就用了李曙光关于“突破体制性瓶颈”的表述。

　　2009年，拟将私募股权基金纳入法律范畴的《证券基金法》修改起草小组，又聘请了李曙光。

　　曾经对法律不感兴趣的李曙光说：“很多东西都要有天分，现在看来我天生就是要做法学研究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回顾这些年中国法治进程，李曙光感慨良多。

　　2009年，李曙光全年都在致力于推动《破产法》和《国资法》的实施，这让李曙光费尽心力。但让他失望的是，无论怎么推动，这两部法律在执行上都没有力量。

　　李曙光不明白，国务院法制办为什么不把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废止了。国资委现在还说2003年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有效。这和《国资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于国资委正在筹备的 “中投二号”，李曙光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国资法的精神。

　　“中投二号”和国资委，到底由谁做决策，出了问题谁负责？二者如何划分权利？

　　李曙光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把这些边界搞清楚了，建什么平台都没问题。反之，建什么平台都不行！

　　对于《破产法》的实施，李曙光认为效果更差。“40万家企业吊销和注销，为什么走破产程序的只有4000家？工商部门为什么敢让这么多家企业行政吊销注销，而不是按照法律去做，那么多人逃债和废债，这么混乱，这么没信用，是谁造成的？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怎么追究，怎么改进？”李曙光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部法律实施成这样，是非常可怕的。”

　　今年最让李曙光反思的问题是，2003年以来制定的与民生利益相关的法律政策，以及改革30年沉淀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都浮出了水面。

　　虽然2003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的立法，很多都是与市场经济非常契合的，或者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理念。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都非常糟糕。

　　一些恶法，比如拆迁条例，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推动，但执行得却非常坚决。一些良法，比如《破产法》、《反垄断法》、《国资法》，不管社会怎么呼吁，都没人理睬。

　　“中国的选择性执法、选择性司法的现象非常严重。”李曙光认为，一些不完善的良法没人实施，而一些恶法大家都打着依法行政的幌子，实行起来又快又有效率，这是司法和执法的体制性瓶颈。

　　“立法上的巨人和实施当中的侏儒现象，是巨大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在这种土壤中不能扎根生长起来？”

　　提到现在全社会对 《拆迁条例》的讨论，李曙光说，年底的拆迁危机，实际上就是私有产权危机的写照。

　　“房子你说拆就拆，有的还动用黑社会拆迁，那谁还敢在国内买地买房，进行投资？”李曙光说，从这方面也就能理解，现在资本外逃的高潮，很多人都把小孩送到了国外，就是因为国内没有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对产权保护很差。

　　李曙光认为，国进民退就是要让更多的市场因素起作用，要让更多的产权合约受保障。国进民退一定是政策性的、自上而下的，一定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才会出现的情况。

　　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立法的评价，李曙光说，总体思路是对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还要完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法和司法的问题，如何让法律落地。”

　　立法部门不能立了法就不管了，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全国人大要出来说话。政府也应该负起执法和司法制度推进的责任。

　　靠个体和企业的维权，靠零散的对个案的批复和指示，是不能解决中国这么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甚至还会激化矛盾。

　　法律的实施要有跟踪、推动、评估、问责等一整套的机制和手段。不是人大开几个会就完事了，实施得不好有人需要出来引咎辞职的。如果一年没有几个人来对法律的实施承担责任，那这个法律实施得就不会好。

　　李曙光觉得，2009年对市场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年份，金融危机让很多企业遇到了困难，一些大型活动也冲淡了改革主题。“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么剧烈地出台，房地产市场这么疯狂地上涨，看到的都是政府的手在动。政府在代替市场，行政在代替法律。”

　　中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一个让民企做大做强的政策环境。如果中央政府能把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央政府了。如果中国能有上百家能与央企相比的民营企业，那中国经济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政府要真正转型，要做一个服务者、投资和经营环境的提供者，不要做体制垄断的设置者。”李曙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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