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攻

　　曲启杰的伯父曲福先是惨死在日本中国劳工中的一个。1944年的一天，19岁的曲福先在青岛被骗到日本广岛，参与为西松公司修造8公里长的引水隧道。

　　再“回到”中国的曲福先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个世纪60年代，廖承志把二战时期部分中国劳工的骨灰从日本接了回来。曲福先的骨灰现在存放在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

　　“在去日本的船上，我伯父就发起了高烧，到了日本之后，因为不能劳动，被用棍棒殴打，最后惨死。而日本政府后来给的说法是患肠炎死亡。”曲启杰说。

　　从1992年开始，在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的帮助下，受害者或其亲属开始向西松公司索赔。在多年交涉无果之后，1998年1月，包括曲启杰在内的5名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广岛地方法院判决认定西松公司存在强掳和强迫劳动以及违反安全照顾义务等违法行为，但以10年的原告诉讼时效已过等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随后，5名原告向广岛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高等法院认定“时效主张明显违反正义原则”，勒令西松公司方面按原告要求支付总计2750万日元的赔偿金。

　　随后西松公司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日本最高法院判定，根据1972年中日两国联合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经全部放弃，在审判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求，因此，驳回二审裁定中国籍原告胜诉的判决，并驳回了原告方的诉求。

　　曲启杰飞踹日本最高法院法庭桌台的一幕就发生在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宣布判决的那一刻。当时，西松索赔案三审在该院审理。庭审之后，法官以不到30秒的时间，语速极快地宣布作为原告之一的曲启杰败诉。

　　“我甚至没有听翻译说清楚法官说了什么，法官就走出了法庭。我感受到了法官的傲慢。”曲启杰告诉CBN记者，怒火中烧的他抬脚猛地向面前的桌台踹去。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日本志愿者迅速将曲启杰围了起来并拉着他走出法庭，因为当时已经有三四名法警奔向曲启杰。曲启杰可能因为藐视法庭被采取强制措施。

　　让曲启杰怒火中烧的原因除了法官的傲慢之外，还有他对索赔的绝望。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通过法律途径对西松公司进行索赔已经完全不可能。

　　“经过了15年的抗争而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定败诉，我们不知道以后的路将怎么走。”曲启杰说，“当时感到了绝望。”

　　但在当时，没有感到绝望的，是日本民间为此奔走的团体和志愿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曲启杰并不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劳工索赔案如此热心，提供无私帮助，直到在上月25日，和解协议已经达成举行庆祝晚宴，一个他不知道姓名的日本女士的话，让他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位女士告诉曲启杰：“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