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曹理达

　　 福州报道

　　 明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

　　 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根本在于国内有什么因素可以替代现在的刺激政策。

　　 主持人：关于明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很多争议，在内、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明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

　　 陆磊：我认为明年政策拉动力衰减和外需脆弱将导致中国经济呈倒“V”形增长。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方向既定但达到全面繁荣为时尚早，必然体现为中国的外需复苏乏力。一方面，美国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其储蓄率整体呈上升态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就业状况并未改善，10月份创下危机以来的新高(10.2%)。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经济动力的美国消费的复苏可能并不尽人意。传递到中国，我们对外需的拉动力度不可寄望过高，2010年出口增长大约可达10%。

　　 其次，投资拉动力乏力。国有部门重复建设和高耗能行业的投资增长弊端已现，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明显。而投资的两大主力——房地产和制造业将在2009年低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制造业终端需求的缓慢复苏和产能不断扩大形成对比，抑制了其投资的快速上升；受制于销量回落和政策微调，房地产业投资增速将缓慢恢复到历史正常水平。因此，投资增速将从2009年的33%回落到2010年的15%左右。

　　 所以，我的判断是由于政策效应仍将延续到2010年第一季度，而出口正增长亦将在同一季度显现，则该季度将成为未来一年的增长高点；此后GDP同比增速将逐步回落，全年增长8.5%。

　　 贾康：我不认为明年一、二季度经济会下行。今年中国GDP增长率一季度是6.1%，明年只要按照这一势头，一、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应该会比较高，而今年三、四季度增长已经抬升，所以明年下半年要争取在同比上稳住。

　　 黄益平：我赞同陆磊的基本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根本在于国内有什么因素可以替代现在的政策刺激。当前，出口前景不容乐观；消费本身较稳定但很难完全自主地加速增长；民间投资虽有改善迹象但与政府刺激政策不无关系。因此，明年经济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根据GDP的环比增长率，陆磊所说的倒V形增长已经开始，最高点在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已开始回落，四季度可能还会再低一点，明年形势如何，还要再看。

　　 连平：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我的判断稍乐观。同比来看，GDP增长于明年一、二季度可能较高，全年应是9%以上。同时，物价会逐步温和上涨，但也不排除各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使物价短期内较快上涨。

　　 1.18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尚未完成，还有约一半额度要投入，这对明年经济增长会产生拉动作用。这就意味着财政政策依然会比较积极，即使明年一、二季度增速较快，中央财政也不可能收缩剩下的近6000亿计划。

　　 主持人：那么您认为明年经济最大的风险来自哪里？

　　 陆磊：我认为系统性信用风险而非通货膨胀是2010年中国面临的核心增长风险。

　　 首先，尽管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形成“通胀预期”，但以CPI衡量的通胀率将保持低位。因此，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在外需下降20%的同时仍然实现了增加值10%以上的增长，尽管广义货币增长近30%，但真正与实物产品相对应的流通中货币增长仅为16%，具有交易职能的货币增速低于产品与服务增度，最终使产能在境内堆积并形成最终产品价格下行压力。

　　 其次，持续走高的系统性信用风险将迫使政策在2010年二季度面临退出压力。2001年以来，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最乐观估计，2009年经济GDP约为33万亿，信贷增量为9.7万亿，信贷生产率将降低到3.4倍左右。这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中期流动性拐点”将现？

　　 我认为明年一季度将出现一个流动性峰值，之后银行信贷不会像今年这样超常规增长。

　　 主持人：经济增长前景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流动性状况的变化，明年的流动性是否依然宽裕？

　　 陆磊：我认为明年一季度将出现中期流动性拐点。原因有三：一是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二是热钱流入；三是银行体系放贷。但首先，信贷动力不可持续。近三个季度的巨额信贷增长已使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部门面临资本金、利息和资产价格的压力。其次，热钱不可能构成推动中国流动性的持续动力，随着发达国家逐次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汇率筑底反弹和热钱重新寻找流向的概率逐步提高。因此，我认为明年一季度将出现一个流动性峰值，之后银行信贷不会像今年这样超常规增长。

　　 连平：明年我国信贷增速会放慢，但增量不会显著收缩，预计为8-9万亿。因为今、明两年的新开工项目需要信贷投入，而三、四季度民间投资、房地产投资趋于活跃，信贷增速还在加快。直接融资方面，今年企业债和股票的发行明显超去年，明年预计规模达2万亿左右，银行业良好的资本状况加上外部融资充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较大。

　　 再看资本流入。去年底、今年初资本流动明显减慢，但随着中国经济复苏，资本流入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也点燃了资本流向中国获取更高收益率的期望。

　　 所以，明年的流动性仍会比较宽松，但若资产价格和物价上涨过快，政策收紧是必然的。但是，在经济刚回暖，尚未稳定时，不可能出现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有一两次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的小幅调整，然后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平稳。

　　 政策退不退出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退出，二是应不应退出。

　　 主持人：我们刚才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讨论政策建议。目前的焦点问题是刺激政策是否退出，诸位对此是什么意见？

　　 陆磊：我认为非常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退出会是一个趋势，所以，中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投资也不会延续今年的态势。我有四点建议：

　　 首先，2010年的总体宏观调控思路应从“保增长、保稳定”转向“保增长、调结构”。重点要调三大结构：城乡结构、轻重工业结构、投资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其次，中国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操作逻辑。前三季度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货币政策就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因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首先转向。

　　 再次，以利率上调或存款准备金上调为标志的货币政策总量性从紧应尽可能暂缓推出，而应该在近期考虑结构性定向治理手段。

　　 最后，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人民币升值并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都较低，逐步升值有利于进口却未必有损于出口，收益归于国内而可避免转化为境外收取的惩罚性关税，进口上升亦有助于提高贸易谈判筹码。

　　 黄益平：政策退不退出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退出？二是应不应退出？如果到明年中，国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出口、消费和民间投资还很难完全独立地承担起支持中国经济8%以上的增长速度，若没有政府的刺激政策，国内经济很难持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那么政府就会面临一个较困难的选择，即到年底钱快花完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即使增长较快，从调结构的角度看，我们仍应保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调结构也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来保障民生、支持优先产业发展、尽量让结构调整过程更平稳。在这次危机以前，我们一直主张中国执行“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之所以建议“宽财政”，就是为了帮助结构转型，建设社会福利体系，支持新产业发展。

　　 贾康：当前，我们既摆脱了年初的通缩压力，又没有现实的通胀压力，正好可以把政策的着力点实实在在放在调结构方面。除货币政策外，还应更侧重其它经济手段，如考虑物业税的推进时机，若房地产业处于下滑态势，政治家不敢贸然推出物业税改革；而现在房地产出现了所谓预示资产价格泡沫化趋势的“地王”现象，如顺势而为，则对长期政府行为的改造、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体系健康运行都不无裨益。

　　 主持人：那么，您认为较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的基本条件？中国的银行业有能力为这一规模庞大的政策买单吗？

　　 钟伟：首先，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是可持续的。调结构的关键是城市化，我国的工业化是超前的，城市化则是滞后的，城市化凸现了实物资产、市政基础设施、土地财政的重要性，所以，城市化会成为未来内需的增长点。

　　 其次，中国银行业能够为这次财政刺激买单。商业银行今年盈利同比增长10%，即使明年信贷总量收缩、利润负增长，仍有望达4000万左右的利润。所以，中国银行业有能力为这次反危机政策买单。

　　 最后，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扩张未来能够获益。我国从2009年开始了一个巨大的基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企业抵质押物撬动商业银行放贷的过程，这一进程还在加速，货币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速，因此今年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种状况在明年还将持续。这也显示出金融资产价格实际上被高估，而作为抵质押品的产业资本却被低估计。因此，我相信中国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扩张未来是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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