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伟的“运动”之迁

　　周丽敏

　　1969年的秋天， 12岁的刘伟跟着父亲在火车上颠簸3天3夜后，来到北大荒。

　　这一年，刘伟的父亲因右派身份被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初到北大荒，广袤的原野、起伏的山峦以及幽深的原始森林在小小的刘伟眼里都充满了神秘和好奇。

　　父亲带着刘伟在一个离原始森林只有20米远的茅草屋里安了家， 他们仅有的行李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两小箱子书。第一天入住的时候，父亲用玉米面和面粉熬了一锅浆糊，用旧报纸把茅草屋的墙糊得严严实实。打扫完毕，简陋的茅草屋也算温馨。

　　事实上，刘伟的祖籍在山东，生在河北，长在北大荒，如此漂泊的生活，都是因为随着父亲命运的改变而不断迁徙。

　　上山下乡

　　刘伟的父亲如今年事已高，身体康健，只是脑袋里至今还留存的一颗子弹以及失明的一只眼睛仍刻画出战争年代的痕迹。

　　刘父身世极为悲惨，7岁丧母，父亲加入闯关东的大军后便一直杳无音信。这样一来，刘父在7岁时便成了孤儿，用刘伟的话说，父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6岁时，常常食不果腹的刘父参加了八路军。“文革”期间，刘父深受迫害，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刘家的屡次搬迁都和刘父的角色转换息息相关。

　　深秋的北大荒寒冷得有些野蛮，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晚上，刘伟蜷缩在父亲的怀里瑟瑟发抖，草屋外面刮着五六级的大风，父亲精心糊在墙上的报纸根本抵挡不了大风的侵袭，那天夜里，小刘伟被冻得一夜未眠。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2岁的小刘伟跟随着父亲在这片黑土地上开始了劳作的生活，年少的刘伟也能如大人般抡起锄头开荒种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刘伟慢慢的适应了北大荒的生活，来北大荒的第二年，刘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上了初中，而那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北大荒，学生不上课，工厂不开工。年少的刘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中学时代。

　　刘伟的中学时代绝大部分是在“玩”中度过的，因为课已经不能正常上了，在那个灰色的年代里，只有年少无知的小孩子是最快乐的。

　　北大荒的冬天严寒至极，风刮在脸上如同小刀子在刮划，但小刘伟却时常盼望冬天来临。冬天一到，小刘伟便和伙伴们去树林子里打狍子，扣鸟，用小筢子去扒柴禾，用砍刀一根一根的砍小树，然后再整整齐齐的码成四四方方的柴禾垛，家里冬天取暖的柴禾基本就靠小刘伟码的一堆堆柴禾垛。另外，小刘伟在树林子里抓的狍子和野鸡也足以改善全家的伙食。至今刘伟还记得全家在火炕上吃狍子肉的情形。

　　在刘伟的心里，北大荒的树林子珍藏着他儿时艰辛的快乐。

　　重返城市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1977年，刘伟和父亲来北大荒已经8年有余，这8年也是“文革”动乱中的8年，在这8年中，刘伟“半工半读”念了初中又念高中，高中毕业后，已无学可上，因为高考制度已经被取消了10年之久。

　　1977年，刚满20岁的刘伟很渴望能改变自己和父亲的生活，他对黑土地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并指出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这则消息一时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正在田间劳作的刘伟听到队长传达这一消息时，他突然感觉人生的转折即将来临。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许多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开始放下锄头拿起课本，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刘伟几乎通宵达旦的学习，在“文革”动乱中的几年间，刘伟这代人的高中基础极其薄弱，用刘伟自己的话形容“我们这代人（1957年左右出生）是童子功很差的学生。”　　

　　事实上，想在短时间内把原先的基础补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刘伟似乎是有准备的人，在动乱的年代里，学校虽然已经不能系统的学习上课，但刘伟从未放下过学习，在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藏满了各种图书，其中还有教科书。父亲虽然不是大知识分子，但父亲比较爱看书，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天资聪慧的刘伟也传承了父亲的美德。

　　相比于年少时打狍子的兴趣，长大后的刘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

　　正是由于这种长时间的自学和积累，才使得刘伟极其自信，一心向往大城市的刘伟毫不犹豫的填报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志愿，而喜欢读书的他，填报的专业则是“图书馆专业。”

　　1977年11月的某一天，刘伟背着锄头刚进家门，便接到消息说，公社打电话通知“你考上北大了，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听罢此消息，刘伟扔下锄头便往外跑，一路上飞奔至公社。

　　当刘伟激动地打开通知书时，才知道自己已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

　　这让刘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初报考的是图书馆系，怎么会变成经济系呢？经济学是做什么的？时年20岁的刘伟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这个领域，年轻的刘伟并不知晓，此后他将在中国的经济学领域写下浓重的一笔。

　　天真的刘伟以为报考图书馆系在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他心里，有图书馆的地方一定是大城市，再者，能在图书馆里工作可以免费看很多书，这正好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此他首选了图书馆系。

　　然而，北大录取自己的是经济系。此前，刘伟和他的同学们还从未听说大学里有什么经济学专业。当时，刘伟和他的同学们都认为，经济系就是学“打算盘”的，为此，刘伟在去北大报到之前，还在家里练习了一段时间的“珠算”。

　　1978年2月的一天，刘伟走出北大荒开始了北大生活，从报到的那天起，刘伟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学之旅。

　　如果从到北大报到的那天算起，刘伟的北大生活，已经占据他人生的大半，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助教、讲师、教授、院长，他经历着北大经济学30年来一点一滴的变化，也在思考中成长着自己，直到要以他的思考来把握经济学院的方向。

　　弃政从研

　　院长的职衔，多少令人觉得关联着“诱惑”。

　　不过，刘伟的“院长”，有点“顺理成章”的意味。在2003年接过院长职务之前，他的副院长职涯，已有10年的时间。

　　这或许由不得刘伟，院里的前辈都是他的老师，最初希望他做助手。只是做兼职，他并没觉得这是从学术到管理的变化，在刘伟看来，北大从老师到学生，对行政级别没有过多的推崇，推崇的是那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学者。

　　“说句老实话，要做官就别在学校呆着。”但是，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得做好。“如果大家推举你做这件事，你又愿意做，那么这就是一个承诺，就要认真。我是被我的老师一点点培养、拉扯着到现在的位置，没有理由说不干。”

　　在刘伟的心里，当时选择留在北大的最大吸引力是学术。然而看似平常的选择，实则需要一种信仰和执著才能做到。

　　1984年研究生毕业的刘伟曾被财政部看中，当时人事部门正在为某领导物色秘书，刘伟无疑是最佳人选，从政、从研的选择摆在了时年只有20岁出头的刘伟面前。自嘲“性情疏懒”的刘伟认为自己内心喜欢一份“淡定”，到底是从政还是从事学术研究，刘伟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学术研究更能让自己在“淡定”中体验快乐。刘伟认为在学校里感觉很轻松。院长也轻松：不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但一定要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态度。学科和学术建设，绝对不是市场炒作。

　　功成名就后的刘伟依然以与世无争的心态低调行事，如今，刘伟还一直活跃在北大的讲台上。作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之一，谦恭和蔼、朴实真诚的刘伟成了其中曝光率最低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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