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作为2009年中国户外音乐节的收官之作，11月1日谢幕的杭州西湖音乐节总算没有辜负“最美的户外音乐节”之名，在昔日帝王享受的御花园里，为今年五花八门的音乐节画上一个靠谱的句号。

　　碰到台湾歌手张悬，问她，从今年8月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到现在，共参加了几场中国的户外音乐节。她扳着手指算，自己也不可置信地笑了：“六场。还真多哎！”

　　事实上，像张悬这样热门的音乐节人选，所参加的音乐节也只占今年所有户外音乐节的三成。从今年5月至今，中国名目繁多的户外音乐节多达20多场。这些以音乐之名串起的马拉松竞赛覆盖了中国各个区域——从成都、重庆、西安，到厦门、长沙、青岛，再到北京、呼和浩特、上海、杭州……一些原本小众的、非主流的摇滚乐队，组合成最主流最热烈的商业态势。

　　有的音乐节膨胀着主办城市或政府的野心，尽管音乐产业本身已经日落西山，但户外音乐节这份新鲜的买卖，仍然是带动人气和推广城市形象的最佳广告。

　　有的音乐节很理想主义，动辄把“最强”、“最早”、“最大”作为音乐节的标签，自己被自己的理想震撼了，不管不顾地吹出满天泡沫。结果一碰就破。

　　回顾今年所有的音乐节，你会发现每一场音乐节都着力用吸引眼球的宣传词使自己鹤立鸡群——迷笛音乐节号称是“中国最早最响亮的品牌”；草莓音乐节说自己拥有“最强的民谣阵容”；张北户外音乐节虽招致一片骂声，但仍实现了“场地最大、观众最多”的目标；而成都的热波音乐节和呼和浩特的绿色旗帜音乐节，都把“中国最大户外音乐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不管衡量这个“最大”的尺子是什么，参照物是哪儿。

　　在这些“最××”的喧嚣之中，很少被提及的，是音乐。

　　没有哪一场音乐节有信心承诺，自己请到的音乐人是真正国际一流的大牌。翻开今年20场户外音乐节的演出名单，毫无例外都是那些20多支重复出现的乐队名字，国外乐队偶有穿插。像张楚、崔健这样的老面孔，几乎就是人们对于音乐节是否重量级的唯一期待。

　　这无法责怪主办方。国内有能力登上户外大舞台的音乐人，数来数去就是这么几十支乐队。而这紧俏的几十支乐队要分配给全国20多场户外音乐节，势必演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乐队巡演。音乐人谢天笑曾经感叹：“国内音乐节太多，我都快成演出机器了。”如果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音乐节有何差异，仅仅是场地不同、艺人的组合不同。

　　跟欧洲的音乐节相比，我们的音乐节尚没有形成品牌，大部分的影响力仅限于当地，更无法对音乐人构成吸引力和凝聚力。今年张北草原音乐节之所以请来英国Trip-Hop音乐家Tricky，是因为他正好在日本有演出。如果没有Tricky，这场音乐节的音乐质量必定会大打折扣。而像张悬这样在大陆逐渐走红的台湾独立音乐人，则完全被各个音乐节包下来，一站又一站，一场又一场地演。有她就是票房保证。

　　“大陆的户外音乐节很多，每个音乐节都反映了当地的心态和想表达的东西。但是，办音乐节一定不能在噱头上灌水，要清楚为什么要办音乐节。办好音乐节最重要的是特色。”张悬说，今年的六场户外音乐节里，她印象最好的是上海、朱家角和杭州西湖的三场。她希望未来的户外音乐节能细化类型，“比如做民谣的、做电子的、做另类的、做流行摇滚的，把音乐的不同特色和主题做出来。”

　　策划西湖音乐节的《都市快报》副总编辑朱建说，明年他们仍要在西湖的柳浪闻莺办音乐节，“让音乐与环境互动起来”。他的理想是，把酷玩乐队请到杭州，与国际水准更贴近。

　　首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备受争议，但主办人李宏杰对明年的计划有更多野心：“我们肯定会请一个比Tricky更大牌的明星。这一届没做好的事情，明年我们全部弥补回来。”而音乐策划人黄燎原则会在明年举办新一届的贺兰山音乐节，同时策划“五岳音乐节”。

　　尽管争议满天，尽管很少赚钱，户外音乐节这种模式仍是未来的商机，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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