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中国航天之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先生在北京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也是我国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

　　 1955年，钱先生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致力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他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1956年，钱学森筹划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他还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一起积极的提出创办中国科技大学，亲自主持近代力学系。

　　 作为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先生对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开创性贡献。在钱学森任力学所所长(1956.9-1984.2)期间，以“工程科学”思想为办所方针，领导力学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和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先生非常重视技术科学，他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里叫做“Engineering Science”，也就是“工程科学”，回国以后因为考虑到国内的一些称呼，科学院有个技术科学部，因此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里改称“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实际上也就是“工程科学”，名字在英文上都是一样的，都是“Engineering Science”。

　　 我记得大概在1945年罗斯福的科学顾问V. Bush写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的前沿》，那时候他强调基础科学是人类认识的源泉。钱先生在1957年的论文里就讲：技术科学也可以是人类认识的源泉，他举了一个例子——控制论，他说在过去的自然科学里找不到他的祖先。同样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在自然科学里也找不到他的祖先，它是从技术科学、从工程技术里边发展出来的。

　　 钱先生认为，技术科学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服务，这种服务不是简单地解决工程技术提出的问题，而是要致力于创造性地带动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要走在工程技术的前面，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新概念和新途径，同时推进科学的进展。我的理解是，技术科学是科学，不是工程技术的“尾巴”。它建立在基础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数学科学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科学里的最新进展，为工程技术创造新的方法、新的途径和新的领域。此外，工程技术的要求往往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因此要注意技术科学的多学科性质和跨学科性质。技术科学并不能代替工程技术，工程技术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技术科学来解决，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那技术科学就没有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

　　 建所初期，我记得钱先生10月份到了组建中的力学所，当时我们已经从清华园搬出来，转移到化学所楼上的四楼。那时虽然有四个研究组，但是研究组为国家经济建设目标服务并不明确。钱先生第一次到力学所来就提出了每个组的研究方向要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问题。比如对弹性组，就要考虑我们国家是多地震国家，对地震的防护水平还不高，应该把主要的方向设定在为抗震服务方面上。十一月份他在朱先生的陪同下到东北了解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情况、科学院的研究情况。我听朱先生说，钱先生对科学院的某些研究所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说有些工作应该由产业部门抓，不应该是科学院来管。

　　 1956年1月他给周总理写信提出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报告，不久又对力学所的工作做了第二次调整，增加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运筹学和工程控制论，这就增加了力学所原来所没有的一些更加基础的、应用范围广阔和国家迫切需要的一些领域。这种布局在国际上也是很超前的。1956年，两位钱先生参加了12年科学远景规划。当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人被称为著名的“三钱”，钱学森先生在规划工作中担任总体组组长，钱学森先生对我们国家制定火箭技术、导弹技术规划、推动建立的几个重要的研究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现阶段改革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怎么样保持正确的方向是科学研究面临的问题。现在有些思想很紊乱，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工作值得做，如何正确评价自己的成果，不少方面存在着比较混乱的情况。我想引用钱先生的一段话回答这些问题：

　　 “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这是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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