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锋，1997年加入中国经济时报，现为本报特别报道组高级记者。代表作品：《“农村税费改革观察”系列报道》（2001年1月）、《“瓦砾上的复兴之梦”系列报道》（2008年5月）、《一块砖七毛五，灾区建材疯狂涨价》（2008年11月）、《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2009年3月）。

　　刘建锋

　　2008年5月底，从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不久，曾与几位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电邮中交流过，那时，对于灾区重建将会采何种制度设计，多有设想。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报社的领导、同事也都有美好的展望，我与朋友、成都的志愿者朱鸿通了许多电话，探讨我们能想到的一切可能。

　　那些设想和学者的建议，从如今灾区重建的现实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的成分。不过，也在成都周边的一些小区域内有一些探索性的实验。

　　那时想要追踪灾区重建的全过程，是因为个人感觉到：重建，将是比地震本身更有历史价值的事件，说是“重建”，但事实上一个有形的社会系统的重建，展现着这个区域内的人，遭遇外来力量毁坏之后，将文明体系从头来过的新建设。作为记者，记载灾区重建的过程，也即是在书写一件文明的建设史。

　　我重返灾区之初，也正处于灾区重建的探索时期，国家的纲领虽下达，但多数地区正处于对具体制度和规划的探索中，因此，那时的观察要点主要在制度层面。我注意到，那时灾区的观念碰撞相当明显，农民和最基层的乡镇、村干部，与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相比较，更迅速地接受从外界散播而来的新鲜理念——往往，农民的市场观念更强，也更有成本意识。

　　11月，我第三次去往灾区的时候，发现这种碰撞，已经超越观念的范畴，而直接形成了利益的对立博弈。当地政府对于农房重建速度的强制性要求，导致了大批农房在缺乏充足建材保障的情况下仓促开工，建材价格飞速飙涨到地震前的三倍，人工、运费也无不高涨到地震前的两三倍之多，我所访问到的乡镇基层干部，都对我表示受到来自上级的工作压力过大，认为不符合中央科学重建的要求，也不符合现实情况，而农民纷纷反映：国家的补助，实际上只抵消了疯狂涨出的建材和人工价。

　　农民的成本意识，有两本账，其一是不想买高价建材，其二是，不能错失国家给予的大额建房补助（每户在1．6万元到3．3万元之间），而如若不遵从当地政府的号令在限期之内开工建房，便担心会被当地政府剥夺这部分补贴，再说，快点有房子住也不算太坏。

　　这，在灾区的重建大事之中，大概只能算是一个细节，但采访时我以为，这个小细节，反映了灾区文明体系重建中的大问题。

　　文章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重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灾区放缓了农房建设速度。

　　四川灾区的重建，是一个大事件，古人虽曾说：“大行不顾细谨”，那只是用在重大的政治行动。而灾区重建本身，显然绝不仅是一个政治行动，它包含有十分复杂具体的社会体系建设，许多细节问题可直接主导事件的最终结果。因此，我以为，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记录者，细节才是大事件。同样，我想，作为县、市的主政者，没有条分缕析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足够强韧的自我控制能力，仅凭主观愿望和一腔冲动是难以主导一县一市重建工作的，这是我一年余来在灾区尤其是绵阳灾区的一点个人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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