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C群类市场制度涅槃与320家产权交易所的重生

　　320家OTC类区域性试点交易市场创生的制度逻辑是，中国资本市场可能会重复美国资本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步骤：先在1950—1960年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然后在1970年以后走向整合，边缘化实点性的OTC市场，将OTC区域网和区域性交易所整合，通过全国性质的做市商协会形成一个类似NASDAQ市场一样的证券市场，让投资银行类的企业性融资机构去从事剩余的资本品交易。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展开并未收敛到这样一条道路上。

　　在股权证的交易上，中央部门和地方利益存在着冲突的一面。中央关注的重点不是出售国有企业，而是使国有企业盈利、强化管理、增加税收。如果出售的话，中央部门更希望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出售。只有1/3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不会威胁中央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此外，上海、深圳两市直接由证监会监管。如果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就必须置于中央部门的直接监管之下。而320家产权交易所为地方所管辖，国有企业资产的转让有可能脱离部门的控制，不仅威胁到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交易量，同时使中央政府失去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种种考虑下来，中央部门不愿意地方在身份证复印件等问题上让步。

　　相比之下，产权交易所对地方有两种好处：①吸引短缺的资金和储蓄留在当地；②国有企业产权有可能加快重组，减轻地方财政预算负担。二者结合起来，地方对部门限制产权交易扩张的举措缺乏认同。再者，接受身份证复印件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如果被禁止，以前的交易无法承诺，市场可能萎缩，触发社会动荡。基于以上原因，各地的交易所在地方的默许下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市场的扩大，实点性市场在某些地方走到了反面：①许多员工、学生甚至官员也到这样的市场进行交易，工作和学习时间不能被保证；②内部信息与金钱和权力之间进行交易；③当地银行的储蓄被提取出来用以购买股票，对商业借贷市场影响明显；④未经授权和没有任何信息披露的公司在当地市场上发行股票并进行交易。例如，一家中心医院未经授权批准，擅自发行内部股票，一度以4元每股的价格出售。当人们发现医院和保险公司类行业不允许发行股票后，冲到医院要求赔偿，并到当地政府所在地和一些公共场所抗议。在当时，因擅自发行股票而引来的混乱并不是个案。

　　此类事件为中央部门和地方在实点性市场的离散性利益提供了协调的机遇。

　　1993年3月，国务院下令禁止再未经正式许可发行内部股票，并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非法交易并限制交易场所的活动。在地方利益也受到伤害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打击非法交易。股票交易及其形成的实点性场所在中国失去了存活的基础。1998年，各地的交易所减少到30个。地方政府为这些市场相关配套的机构也被解散。

　　中央政府在1998年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把从国家层面上指导和参与交易所交易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解散，萌生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市场群在制度意义上归于涅槃。事实上，留下来和被关闭的交易所在类别上不同。30多个交易所实际上是在政府某个主管部门支持下，多数从事国有资产处置业务，在红庙子自发市场大爆发的时候没有过多地参与股票交易。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基因权重高的交易所留了下来。

　　涅槃：在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名义下的制度重生

　　制度集合可以打散，但合理的制度因子具有生命力。当实点性市场上分散的个体行为指向同一方向时，交易个体的互动对象不再是集合中的个体，而是公共登记部门。市场中的公有因子（群体行为）向部门中的公有因子（立法制度）要求确定拓展了的资本品交易的市场边界———不能将其限制在诸城的四堵墙内或者红庙子中亲朋好友及街坊邻居形成的内部人市场之中。

　　公共品资源短缺与市场缺失

　　如果承认身份证复印件登记的合法性，市场的规模扩大了。但是，能不能防止类中心医院的发行股票的行为呢？显然不行。接受身份证复印件登记后，新的持股人再行交易具有合法性。当潜在的购买者从新持股人手中购买股票时，他可以到一个政府立法规定的身份证认证中心———比如国家安全部门的数据库中心去验证持股人的身份。但如果一个企业的股票是非法的，即使政府立法要求工商部门将数据库公开，作为认证之用，也无法保证该股票是真实的。因为，工商局的企业数据不是连续性实时数据，该数据库无法提供市场交易要求连续数据认证的服务。能够为市场交易服务的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资源是短缺的。

　　如果有一个超级数据库和机构可提供真实信息，核实身份证和股票原件，以确认复印件是否可以被现有主管部门（政府部门）和法院以法律的形式接受，市场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公共部门在当时没有这个能力。通过市场方式，比如说通过个体行为集合为群体行为的方式建立数据库，可能是一个要走完发达经济资本市场历程的漫长过程。通过私人企业性的公司，沉淀成本又太高。换句话说，在中国20世纪末的时点上，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不可能提供市场要求的认证服务。数据库和立法等公共品性质的资源缺失导致认证市场的缺失，认证市场缺失导致320家实点性市场拓展后的不可持续性。

　　资本品交易在技术产权所名义下的基因变异与重生

　　2000年前后，国家扶植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平台。技术交易平台恢复了一些原来在产权交易所的成熟交易方式和业务。这一时期，由于国有产权处置方式具有一般资本品交易的普遍性，地方政府尝到了产权变革在企业重组和再生方面带来的好处。一些发达地区的政府以国有产权阳光交易名义不同程度地恢复了部分交易所。从2001年开始，各地陆续建立技术产权市场。到2003年的时候，各地交易所的数量又达到了近200家，业内称为产权交易的“二次革命”。

　　事实上，部分被解散公共部门的员工并没有退休。据估计，原国有资产管理局从中央到地方有数百人在机构被解散后，仍然关注产权交易事业，有的人甚至动用个人储蓄召开相关政策会议。由于技术产权交易的发展，他们的部分专业能力被很好地利用起来，也有不少人被技术产权市场重新雇用。

　　多年来的发展和融资困境让很多地方政府意识到，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服务量远远不能满足各地的融资需求。十多年来，两个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不到1000家，但在全国估计有70万—100万家符合直接融资标准但无法获得直接融资渠道的企业。各地公司的规模和数量在不断增加。技术产权交易所是一个恢复产权交易的理想通道，地方科技和相关部门成为理想的恢复载体。产业发展需要科技市场和地方政府发展需要科技融资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又处在同一个方向上。某种程度上，1990年后期集体涅槃的OTC类市场基因被移植到了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在产权界的努力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国务院在2003年3月颁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大部分被关闭的OTC类市场在产权交易所的名义下得到恢复。据估计，即使有合并和重组，实点性的产权交易所和技术产权交易所的数量也在260个左右。2003年3月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恢复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部分职能的条件下拓展了许多新的职能。但是，国资委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管理国有资产的特设机构。由于特设机构用词的模糊性，管理职能被打了折扣，在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分配中，处在一种职能弱势位置。

　　260家实点性产权交易所的恢复和持续存在所显示的制度内生变量，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宿命不像“新、港、澳、台”经济体（包括南美经济体等）那样，外嵌的成分过多，抑制甚至替代了民族经济制度基因持续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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