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万磊

　　近日，部分中国官员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屈服于工会强大的政治压力，而最终表示支持对中国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一旦如此，美国产业界有可能向其它产品发起特保诉讼,钢铁行业、纺织行业、机电产品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此，有学者表示，一旦奥巴马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即刻提出详细的报复清单，应该挑选一些在中美贸易中比重较大的产品，比如大豆。

　　“报复清单”并不鲜见于媒体，自从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各国保护主义倾向衍生出的贸易壁垒措施渐趋显性。作为对各种壁垒的应对措施之一，“贸易报复清单”实质上是增加谈判筹码的一招险棋，其双刃剑的功能很容易将处于早期的贸易对抗不断升级，以致引发大规模深层次的贸易危机。

　　从连续博弈的视角看，以各国使用“贸易报复清单”这一特种武器的频度为统计目标，不难发现，在全球贸易发育早期，贸易争端由于极端的贸易报复主义升级，最终造成全球整体贸易总额严重受挫。自此之后，各国政府虽然会因为本国内的各种经济势力的压力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妥协，但也在尽量避免将争端扩大化。这其实是一种政策选择的全球性试错。一旦某种博弈策略在长期看来最终是对本国经济有害的，则政府出于最优决策的考虑，仍然会选择在国内压力与国家长期利益之间取得一定平衡，即既作出保护本国部分群体利益的姿态，又不过于伤害国际贸易大局。

　　以中美贸易为观察对象，假设“贸易报复清单”是一种切实有效且符合中国长期利益的贸易政策选择，则很可能早已被采用并实施多次，但事实是中国一直在避免过激的应对国际保护主义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不对称关系。全球任意两国，假设一方过于依赖出口，另一方原本就是进口大国，则后者在贸易谈判中本来就占有优势，因为产品购买选择权在进口国手上。从伤害程度上看，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争端，对出口国的损伤要比对进口国的损伤多得多。这也是为何中国作为进口大国在对于因为金融危机引起的各种贸易保护一直采取平和应对的姿态的原因所在。甚至派出采购团，以期望得到部分进口国国内势力的好感，最终以维护贸易出口大局为第一要义。这些其实是基于本国贸易出口地位的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如果抛开这一贸易地位的基础性考虑，任何极端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现实的。

　　归根结底，在贸易争端中，可选的对外贸易政策方案范围取决于本国的贸易谈判实力，后者植根于本国经济对于内需与外部进口的依赖比例。国家足够依赖于内需，则产品内销空间大，自然不必过于受制于进口国。反之，内需市场迟迟培育不足，则必然给各个进口国授人以柄。从进口国的角度看，其敢于做出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动作，也是部分出于对出口国的贸易谈判底气的把握。总之，国家自身的内需与外销对比决定了其贸易谈判能力，当前的经济危机只是把结构失衡在贸易争端中的谈判弱势暴露无遗。对中国而言，设定和实施长期性的挖掘与培育内需市场的政策才是当下所需。否则，简单地将贸易谈判视野放在短期的“贸易报复清单”类的政策选择上，很可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