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根据目前设定的议程，2009年，每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30%的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近年医改的重要部分，针对的最重要问题是“看病贵”。虽然单靠基本药物制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但改革方案制订者显然把这一制度的建立视为一种关键手段。对于既希望避免基层群众“看不起病” 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困局，又不希望为社会医疗无限度埋单的政府而言，确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也是一种现实选择。

　　如果个人性的医疗卫生事务只是医疗机构和求医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医疗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的欲求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对于医疗投资者自然是乐见其成的事，但一旦市场价格过高而社会公众无法承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便会形成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强大压力。面对这些社会压力，政府既需重视民生，也要重视医疗机构投资者和从业者的利益，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埋单。这时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大包大揽，既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又满足医疗机构的盈利诉求，但这需要政府来填一个也许永远无法填满的“坑”，最后变成政府花钱养医；另一种是都分担一点，政府提出政策和提供公共开支来解决民生难题，一定程度节制医疗机构的盈利诉求，这样使政府有能力在一定限度内承担公共医疗开支。

　　对于执政党而言，固然会倾向于优先解决民生问题，毕竟这关系到民主政治中的“大多数”。但是政府提供公共医疗资源的能力的确又是有限的，而且政府也不能过分限制医药企业的盈利诉求，所以就全球来看，政府在统筹兼顾的时候很少不左右为难（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举步维艰），其选择并不是很多。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就是这种兼顾的产物。

　　对于基本药物制度这种经历反复政策博弈、在夹缝中艰难推出的改革举措而言，不难指出其中的不周全之处，但从大局来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难否定。改善民生的承诺总是要想办法实现。诸如基本药物全部纳入政府定价范围（国家发改委制定全国零售指导价格）之类的措施大概会得到贯彻。问题在于，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变得更完善，如何更好地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合。

　　改革者考虑到了调整的需求，要求实行动态管理，药物目录原则上3年调整一次，而且在必要时可适时组织调整。调整的品种和数量则根据我国疾病谱变化、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国家基本药物应用情况监测和评估等情况决定。这一考虑也有必要，比如，随着近年来生活条件的改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在城乡都已是常见病，这些病很难靠以前那种“一把草药、一根针”的办法根治，类似这种情况基本药物的确需要“水涨船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药物目录的适时调整需要提供必要的政策协调平台，尊重社会意见的同时也尊重医药企业的意见。这种社会协调，以及社会讨论的调动和扩张，不仅有利于政策的完善，也有利于在“过程”中建立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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