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谦

　　刘鹗的买办生涯，恰逢光绪末年。王朝末世的愁绪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大清国的维新和守成之争更显悲壮和激烈。任何有关对外开放的话题，都可能被置于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刘鹗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将外资引进中国矿业和铁路，就必须影响晚清舆论，让自己的买办言论和行为“看上去很美”。

　　刘鹗最初的造势手段，是借力使力，运动那些具有号召力的权臣，在朝中鼓吹对外全面开放。他相信，只要用好钱串子，搞定印把子，舆论的天平一定会向他的主张倾斜，大清国的任何建设项目都能手到擒来。

　　但是刘鹗想错了。他争取的第一位高官——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尽管在光绪帝面前炙手可热，却一贯以清流自诩，不愿与刘鹗为伍。在他看来，刘鹗帮助外国公司介入中国铁路和矿务，无异于开门揖盗。翁同龢不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把刘鹗比喻成“邪蒿”，而且把这位江苏同乡赶出了府邸。

　　刘鹗争取的第二位高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倒是愿意帮忙。在刘鹗提出借款修筑芦汉铁路和津镇铁路时，王文韶欣然答应在朝中造势。但是，芦汉铁路主使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只愿借洋债，不许洋人参股。刘鹗转而操作津镇铁路事宜，不料，由于火车不能过江，津镇铁路只能修至瓜洲，路成后势必会使瓜洲抢走镇江的商业物流。所以，镇江人指责刘鹗向洋人出卖地方利权，声言开除他的乡籍。

　　如果说上述诸案使刘鹗声名狼藉的话，他在山西的买办经历，则让他最终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1898年，刘鹗为福公司谋取山西矿权一事败露，晋籍京官纷纷请旨严办。不但山西巡抚胡聘之因此受罚，刘鹗也丢了乌纱。后来还被清流派官员刚毅冠以“通洋卖国”的罪名，差点送到菜市口。

　　买办活动的几次挫折，使刘鹗最终相信，单靠一对一的游说和辩白，根本无济于事。只有通过宣传、教化和批驳，改变他们的愚忠愚义，才能顺利完成养民兴国的历史重任。写小说、上条陈、办报纸，都是刘鹗试图影响舆论的手段。

　　利用小说谴责政治黑暗，刘鹗不是第一个。但利用小说为买办活动造势，却是刘鹗的一大发明。1903年，他发表小说《老残游记》，以隐喻、谐音、影射的手法，把那些反对与洋人合作的保守派官员嘲弄了一遍。刘鹗试图颠覆清官必爱国的固有形象，强调清廉而保守的官员误国更深。他告诉公众，“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所指的误国清官，不仅包括差点要了自己小命的刚毅，应该也包括翁同龢。

　　尽管上书中央给刘鹗带来过厄运，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营造声势、运动高层的手段。戊戌变法期间，已因罢官而无权呈奏的刘鹗，动员好友赵子衡上书言事，并代拟奏折，敦促中央“养民立本”，发展工商。两年后，清廷在八国联军威逼下实施“新政”。刘鹗抓住保守派受挫之机，直接向清廷递交了“整丝茶、颁商律、设商官”的条陈，希望影响庚子国变之后的王朝新贵。

　　办报纸是刘鹗最重要的造势手段。因为他相信，报纸的受众比奏折更广，他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买办活动不但和“汉奸”无关，而且还是养民兴国的必要一环。

　　早在1897年为福公司谋取山西矿权时，刘鹗就意识到了报纸对于造势的重要性。他呈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禀帖，仅有寥寥数语述及主题，却用大量篇幅，向山西公众描述借款开矿的利益之丰，力求淡化公众对矿权出让的敏感。他的好友汪康年，是上海《时务报》和《中外日报》的老板。为了占据舆论制高点，当山西巡抚如约向清廷奏请借款办矿时，刘鹗就让《时务报》从官方邸报上转载刊登了这个奏折。不久之后，刘鹗因浙江矿案受到公众指责。他再次翻出六年前呈请山西矿权的禀帖，交由《中外日报》发表，以便“教化”愤怒的浙江人。当然，刘鹗掩盖了福公司借款是假、夺矿是真的事实。

　　随着刘鹗与英日等国商人的联络越来越多，他渐渐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之一。为了摆脱困境，刘鹗开始更为频繁地发表文章和插手报纸经营，维护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他在《中外日报》上发表《矿事启》一文，指出：让洋商进来，洋兵便不会再来。允许洋人兴办中国路矿，既可消弭中外冲突，又能“开通风气、鼓舞农工”，避免民众盲目仇外。换句话说，引进外资不但不应受到责难，反而是“忠君爱国之急务”。由刘鹗出资、好友方药雨承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也发表了刘鹗撰写的社论——《风潮论》，指责孙中山和各地绅商只知鼓动排外风潮，不愿“核实”国家利益。

　　刘鹗对买办活动“极言其利、不言其害”的做法，不但无法说服公众，甚至也使得好友汪康年与其决裂。1905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受汪康年鼓动，指责刘鹗和好友高子衡向洋商“卖矿”。汪康年的倒戈，使刘鹗失去了为自己造势的舆论阵地。他不得不在《申报》和好友狄楚青的《时报》上刊登广告，予以抗衡。此后又入股《南方日报》，并动员高子衡出资为该报购买一批铅字，以换取支持。

　　晚清报纸多为私人创办，利益比公义更容易决定它们的立场。因此，尽管刘鹗的商业活动并不全与外商有关，但其买办经历仍然是他不堪一击的命门。无论是出于公愤还是私怨，只要竞争对手花上更多的钱，在媒体上登高一呼，“遍地仇家”的刘鹗就没有还手之力。1907年，刘鹗因经营浦口地产与同乡绅商发生冲突。后者编印《浦铎》一书广为散发，指责刘鹗购地是为了向外商出卖国土，苏籍官员也发起了弹劾刘鹗的行动。刘鹗随即以“苏奸”之名，被淹没在收回利权的舆论狂飙之中，而诸多旧案也悄悄地顺风而至，最终压倒了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买办。（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师，著有《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E-mail：shouqian@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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