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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道窗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31日 03:33  第一财经日报

  苏小和

  生活的遗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显露无遗。我们不仅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甚至活在某种被人为修饰过的平庸的历史里。我说的是现代史,翻开那些千人一面的历史课本,我分明看见有一段历史丢失了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越过这段历史往前走,在前朝里寻找营养。我相信这样的姿态,已然成为一些真正的读书人约定俗成的阅读姿态。比如李宗陶,可能就是如此。而她经年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找寻丢失的传统。

  “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产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

  这是余英时接受李宗陶书面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视为读懂余先生的一把钥匙。应该说,先生的书我读了很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一直是我的案头重卷。在过去几年之内,我每次打开余先生的著作,就要叹息。为什么余先生能延续陈寅恪、钱穆和胡适之的学术传统,成就一代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传统到我们一代,几乎就要丧失殆尽?除开时事的变迁,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因?换一个角度说,我读余英时的书,更多的可能是接受他的思想,我可能没有读懂他的方法。

  李宗陶的采访,为我提供了一扇阅读余先生的窗口。首先当然是余先生自己所言,他一直在传统的现场之中,命运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余先生领悟到了传统的力量。这是命运对余英时先生的偏袒。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传统几乎就像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罪人,几代人轮番上阵,大行鞭笞,以至于到我们身上,对传统的不屑,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由此,我们这代人终于沦落为一群盲流,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显然,余英时是现代华人中少之又少的有根基的人,“温良恭俭让”等传统品格在他身上如影随形,所以他才经常提到“同情的了解”这种学术方法。“史学上所谓同情,并不是史学家滥施他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收敛个人的情感”。

  我私下认为,李宗陶这些年的工作中,独以这篇余英时访谈,最有厚度。如果说余英时是一幢房子,她则让我看到了房子的蓝图;如果说余先生是一面墙,她的工作就像一扇窗口。过去的阅读都是浮光掠影,只有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余先生的世界。钱穆、杨联陞就不用赘述了,我能想象余先生的舅舅张仲怡身上那种乡间才子的模样,我也能看到黄仁宇先生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勤耕苦读的情景。那些已经发黄的名字,比如顾颉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陈垣、吕思勉、董作宾、翦伯赞、郭沫若,过去在我的世界里都是孤立的,现在借着余英时的思考,终于有了一种学术史层面的确立。

  某种意义上,这种沿着一扇窗口呈现丰富信息的局面,一直是我写作的远景目标。好文章应该像一部优秀的黑白纪录片,没有那么清晰的主题,漫不经心地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我记得查建英的作品《国家公敌》,那么多不着边际的碎片串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悲伤,而是一个理想主义弥漫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彷徨。宏大叙事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路径来遮蔽掉蚂蚁一样的人们,查建英的作品能告诉你答案。

  而李宗陶的工作,与查建英有关。众人都记得查建英的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但我对她的兴趣,却希望能够读到她的方法论。事实上,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査建英是有文革无意识积淀的,但美国的留学、游历和思考让她的重构成为现实。是的,我特别希望能在李宗陶的文章里,读到査建英在美国的学习与思想的轨迹。很有意思,我看见査建英甚至提到了著名的萨义德,还有著名的夏志清。萨义德多年以来的独立与纠结,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里程碑式的梳理,我相信一直都是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热点。遗憾得很,在《思虑中国》的书中,我看见李宗陶轻易地将査建英放过,她没有沿着萨义德和夏志清继续展开。

  怎样才能呈现一个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风景?即使语言再贴切,即使距离再靠近,我们也无法越过身体的阻拦。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精力放在周围的人和物体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真的认为李宗陶没有与査建英深谈萨义德和夏志清,是一个缺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宗陶所写王元化篇章里。她说在王先生的客厅里,留下了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的身影,可是却没有将他们对王元化先生的回忆陈列出来。先生已走,他的思想留在了纸上,他的生命需要更多爱他的人们来共同剪辑,如同蒙太奇、如同纪录片一样。

  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感谢李宗陶的,即使她没有说尽,事实上她也不可能说尽。但我们从此多了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一本好书的确就是一扇窗口,无心的人可以在外面看风景,有心的人却能走近窗口,去看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思虑中国》,李宗陶/采写,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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