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陶冶

　　

　　当地时间本周一，为期两天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拉开帷幕。尽管参加对话的只有中美两国，但关注对话的却是全世界。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作为全球经济两大引擎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突出代表的中美两国，能否在这一最高层次的对话中寻找到更多共识，进而在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实现务实合作并推动全球事务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中外专家均认为，中美双方对于“合作促发展”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官方套话”的阶段。尽管两国在所有对话领域均存在各自诉求，个别诉求甚至可能是对立的，但是可以预期，双方在对话中将尽最大可能寻找符合共同利益的交界点。

　　作为合并此前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的首次亮相，本次对话议题广泛，从经济危机到两国抗危机的政策，从结构调整到金融改革，从环境问题到能源合作，从地区局势到国际安全问题等等。其中，双方领导人在几个问题上的表态将格外引人关注。

　　中方关注美元资产安全 人民币汇率不再是重点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两国之间长年纠结不清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渐渐失去了在对话中的主角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方对于美元汇率的担忧一日胜似一日。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上周表示，中方在对话中将再次要求美国确保美元汇率稳定，确保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为此中国将敦促美国采取负责的经济政策。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持有总计约8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元汇率能否保持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性。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财政赤字膨胀以及美联储启动印钞机大买国债这种做法表示极大关切。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市场主席李晶近日亦称，美国国内有关出台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的呼声引发外界对于美元将继续贬值的担忧，因为其资金来源不外乎是增发国债或增加货币投放。“美国作为一个金融大国，有义务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她说。

　　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副院长贝克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现在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推行弱势美元的时候。”这至少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为复苏经济，美国还需要大量外部融资和直接投资，这就要求美元以及相关资产保持优质的投资价值和很好的安全性；其次，本轮危机已经从事实上严重削弱了美元威信，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资本。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政府会不会拿出一套有说服力的策略，如其财长盖特纳此前访华时承诺的那样，在经济复苏企稳时控制财政赤字。毕竟到目前为止，人们只看到了美联储有关“退出策略”的计划。除此以外，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阿德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还取决于存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的三大变量，即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美国金融体系及其他部门监管的加强以及美国储蓄率的持续上扬。

　　相比之下，美方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继续采取相对软化的态度。美国财政部负责此次对话的执行秘书兼高级协调员大卫·洛文杰23日承认，美国此前有点过分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言外之意这不会成为本次对话的重点，但他同时表示双方会就此进行讨论，美国希望中国的汇率能更灵活。

　　结构调整双方各负其责 贸易投资合作共促发展

　　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双边贸易既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各自所需，也引发了不少贸易摩擦。特别是进入今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出现了一波小高潮。为此，双方领导人预计将在对话中重申恪守自由贸易原则。有分析人士称，中方可能会要求美方取消或减少高科技出口限制，而美方除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外，有可能会施压中国签署政府采购协议。

　　与双边贸易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对话前的吹风会上提到了可持续发展，而美方洛文杰则称美国将敦促中国以拉动内需为主发展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实事求是地说，中美的确都存在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要解决失衡，则需要中美两国都要在结构调整上下大功夫。目前，中国在刺激内需上的努力有目共睹，而美国储蓄率近来也有所上升。但专家也提醒，结构调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只能是中期目标，不宜对短期效果存过高期望。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李侃如认为，必要的调整如今在两国确实都是社会范围的，至少需要3至5年才能走上持续稳定的轨道。

　　能源问题关系双方利益 减排目标需有区别担当

　　能源与环境是本次对话的另外两个紧密联系的重要议题。贝克伟认为，中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由于两国均高度依赖能源，节约能源以及开发新能源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离开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的积极反应，全球能源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他说，"因此两国对话的重点是找到一种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解决与能源使用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上，两国可能需要一些艰难的磨合，主要分歧集中体现在历史累计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等因素上。贝克伟认为，在现阶段要求中美在碳减排问题上承担同等责任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李侃如也强调了协同努力的重要性。他说，当一个经济更富裕、科技更发达的碳排放大国美国不在此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时,中国领导人感到更加难以采取严格的措施；与此同时，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向国会表明中国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则美国国内减排阻力也会大为减小。

　　总的说来，正如何亚非和洛文杰均强调的，作为一次战略性对话，双方可能不会达成非常具体的协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话后所形成的战略合作方向将为未来可预期的各种成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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