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渔 北京报道

　　也许是季羡林对自己生命的乐观态度影响了大家，虽说已98岁高龄，他的去世仍然让举国震惊。

　　在2006年的“艺术人生”中，这位中国文化界的象征人物说他可以活到150岁，如同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太多人错以为他的生命是可以自主的，也有太多人愿意相信这一预言。

　　“季老和任老两位老人好像是打好了招呼，一道结伴西游去了。”藏学家王尧在“季羡林先生追思会”上说。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和季羡林是在7月11日凌晨4时半到上午9时之间相继与世长辞。

　　“西游”，这对季羡林非凡生命的归宿来说，是个意味深长的概念。

　　向西天去，西方有极乐世界，在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概念中，因为佛教自西方传来，中国人认为极乐净土在西方。1000多年前，玄奘的西游取经之旅，最终到达天竺国——今天的印度。

　　外界赋予季羡林“国学大师”的称号，以至于许多人不知道这位文化巨人当年从事的是印度学的研究与教学，在印度古语言学、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内作出杰出贡献。而直到半个世纪后，中印比较研究才在中印两个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成为全球性的显学。

　　“事实上季老的主要成就在于印度学领域。季老的学生从事的也都是印度古语言（梵语）和印度古代历史、文学和佛教等方面研究。”7月14日，季羡林的学生葛维钧对记者说。

　　迟来的《蔗糖史》

　　在生命的最后这几年，季老仍无时无刻不记挂着自己北大朗润园的家。2002年10月，他从301医院回家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了《回家》：

　　“这一所医院（编注：301医院）是全国最著名的……从医疗设备到医疗水平，到病房布置，到服务态度，到工作效率，等等，无不尽如人意。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初搬入的时候，心情还浮躁过一阵，我想我那在燕园垂柳深处的家，还有我那盈塘的季荷和小波斯猫……”

　　“现在的朗润园中的万物，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无不自得其乐。连这里的天都似乎特别蓝……我的家真是一个温馨的家。”

　　朗润园13号公寓——季羡林先生的故居——房前的竹子苍翠依旧，楼前池塘里的荷花同样生机盎然。但季老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季先生98岁的生日。”季羡林的学生、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说，正想着七月底或八月初去探望老师，为先生祝寿，没有想到老师会在这个时候走。“我总以为还有时间，这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季羡林的另一位学生葛维钧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时，正在校对老师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80万字的《蔗糖史》。“季老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这两年常跟他的一些朋友们讲，‘我的《蔗糖史》要出来单行本了，出来我要送给你们’。”

　　但是由于当时出版社的各种困难，始终很难把这部著作很快出版。直到去年8月份，葛维钧才拿到校样，一直修改到今年6月。“当时我跟出版社商量，要快马加鞭，争取赶在季先生的生日之前出版，送给他。出版社和我们夜以继日在工作，现在这是最后一稿，看过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发排了，可是，先生最终还是没能见到。”

　　被忽视的印度学遗产

　　无数的遗憾绵绵不绝，而更大的遗憾或许在于，直到季羡林离去，外界对他以及他的文化遗产的了解，依然并不全面。

　　由于生前关于东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复兴的发言，外界送给季老“国学大师”的称号。而他的一些更大的贡献却可能在这一称号的炫目光芒下被忽视。比如公众知之甚少的是他在印度学上的造诣。

　　事实上，季老在印度学领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包括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吐火罗语文献、中印文化交流史、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等等。

　　葛维钧说，季老的学生从事的都是印度古语言（梵语）和印度古代文化研究，这也可以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季老的最大贡献在印度学的前述领域。

　　“前几个月我去探望季老时，他念兹在兹的是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王邦维告诉记者。

　　季老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和他的同事一起创建了北大东语系。中国目前从事梵语研究的几代学者基本上都与季老有着学术上的渊源。黄宝生、郭良鋆、张保胜等1960年招收的第一期本科生，段晴、任远是1978年，王邦维、葛维钧是1979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

　　因为觉得“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1936年季老选择了梵语。此后，梵语成为季老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学问。学科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一直都是季老内心所系。但这个学科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长期以来是一个冷门专业，一方面这个学科的研究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再者它对研究者的素养要求非常高。因此，从事梵语研究的人一直不多。

　　1970年代末，为加强研究，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南亚研究所，1985年因故分开。社科院的南亚所先是改名“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继而改名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而在人才引进方面，着重引进政治、经济方面的人才，而很少引进古代印度领域的人才。

　　记者问过王邦维：季老知道这一情形吗？王说，知道，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

　　印度和中国同为东方大国，随着两个大国在最近20年间的产业经济崛起，以及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世界范围内的中印比较也蔚为显学。

　　在季老去世的前一年，2008年，印度首次“跨过喜马拉雅山”，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97岁的季羡林，印度人认为，是季羡林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及印度传统的其他方面引入了中国。印度政府自2006年12月起就一直在考虑授予季羡林这一奖项。

　　“在悼念季老之际，我们不要忘了，季老首先是一位印度学大家，更不要忘记，中国应该加强对印度研究的支持，而不是削弱。”一位年轻的印度学研究者认为。

　　“49前一代”西去之后

　　7月11日凌晨4时半，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病逝，上午9时，季羡林与世长辞。

　　季先生和任先生是生前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山东人，治学领域也有交叉之处，过从比较紧密。中国宗教学会就是他们两人一起提倡组建的。

　　“这些大学者的去世也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过去，他们这代人对学术的专注、研究学术的态度与方式等等值得我们借鉴。”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对记者说，“他们同属于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五四后上大学。而季老是他们这一批人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是建国后第一批一级教授，当时是里边非常年轻的一位。”

　　这几年很多和季老同辈的学者日渐凋零。只不过不是每个学者的逝世都受到公众的关注。当年和季老同为“清华四剑客”的林庚先生，2006年夏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北大学生在bbs上说，天堂里多了一位诗人，燕园少了一位良师。而语季老并称“未名四老”的邓广铭、张中行和金克木都已经先季老一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历史学家周一良、张政烺……

　　这批人基本都是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属于五四运动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学者。他们也大多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学术的中坚。随着21世纪的来临，这批人大多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邦维说，季先生和任先生是1949年前成长起来的学者。五、六十年代毕业的那批学者现在也年龄很大了。“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也不再年轻。“我本人最近一直在考虑学术的继承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否把季先生的学术继承下来。”

　　王教授还说，季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包括他们的老师辈的，如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些先生，都曾经留学海外。治学领域虽然不同，但他们想做的都是如何使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平等对话，使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自立于世界。季先生晚年对中国文化，乃至东西方文化方面的一些提法，也都是基于此的一些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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