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看报、写文章，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周叔莲对周围的事物仍然保持着学者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其背后是老一辈经济学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的关切，和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中国经营报》：你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很多经济政策讨论的参与者，能否给我们回溯一下改革以前30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状况？

　　周叔莲：经济学被称为所谓“显学”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的研究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许多很现实的问题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发表不同的看法，会被打成“右倾”或者“右派”。

　　当然，经济学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许多学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例如，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探索等等。但很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正常的研究受到干扰。例如，马寅初的人口论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孙冶方关于企业应重视核算和利润的研究，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但在当时却被批为修正主义。

　　当时我所在的经济所有位经济学家说，“经济有起色了，有饭吃了，就要搞运动了。”基本概括了当时经济学研究的状况：研究工作不断地被各种政治运动所打断。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新一代经济学者这个群体？他们与老一辈经济学家相比，有哪些不同？

　　周叔莲：新崛起的这一代青年经济学者朝气蓬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很多成绩。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他们有其特点和优点。他们思想敏锐，知识面广，一般都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经济学理论，外语水平也较高，这些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视野。当前这种丰富的经济实践和宽松的治学环境，也给了新一代经济学者更大的施展空间。

　　当前的经济学界也有一些让人担忧的地方。由于目前社会风气和学术评价单纯以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考核学者的能力，致使经济学研究也像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难免沾染了浮躁之气，一些学者只追求文章的数量，而不问其实际价值，甚至屡屡爆出抄袭的丑闻；市场经济激发了人创造财富的潜力，但作为青年学者，如果违背科学精神，沦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工具，显然会影响其潜能的正常发挥。经济学者既要防止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要防止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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