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济宽

　　7月8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意大利拉奎拉市举行集体会晤。随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代表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7月9日“G8+5+埃及”(八国集团+发展中五国+埃及)领导人对话会议。

　　“这是国际政治结构发生根本转折的一个反映。”7月7日，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前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基欧汉(Robert Keohane)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印度和其他两三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社会将无法就任何重要经济、政治议题做出决定。”

　　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肇始于2003年G8法国埃维昂峰会。随着这一南北磋商机制的发展，7月5日，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特别向媒体指出，2009年G8峰会除成员国会议外，其他所有会议都将采用“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形式举行。

　　根据中国外交部和意大利官方披露的消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粮食安全等热点问题是发展中五国领导人集体会晤和“G8+5+埃及”对话会议的共同关切之处。

　　南北双方能在拉奎拉峰会上就这些问题达成多少共识？这些共识对解决问题能起到多少实际作用？面对记者的这两个问题，基欧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却都表示出审慎的乐观。

　　发展中五国难求一致立场

　　在基欧汉看来，“全球金融秩序失衡和气候变化是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两个主要议题”，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远超国际社会当前的想象。”他坚信，“如果拉奎拉峰会能在气候变化上找到利益共同点，那么南北合作就是可行的。”

　　然而，国际气候谈判正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博弈的焦点。5月20日，中国在《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中，呼吁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其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但欧盟承诺的减幅不过是20%，而美国的目标是将其2020年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上。

　　同时，许多欧美政要近来却借口自身做出了量化的减排承诺，也要求中国列出同样具体的减排指标。

　　对此，王逸舟向记者指出，某些发达国家政要试图对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在许愿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同时，“他们对参加G8峰会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施压。”

　　他总结道：“这显然是把全球气候变暖这个由几百年来工业化造成的历史问题曲解成一个即时问题，(以逃避自身的历史责任)。”

　　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环境条件的差别，此次与会的发展中五国并不都会像中国一样对欧美的不合理要求做出强力回应。

　　早在6月“金砖四国”峰会期间，巴西联合国环境项目学会会长阿罗尔多·马托·德·雷莫斯就表示，与“金砖四国”其他国家相比，巴西拥有更好的条件以执行减排目标，巴西工业体系也不必为减排作出重大调整。

　　基于类似的考虑，基欧汉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上，发展中五国8日会晤能达成的共识很可能局限在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资金支持上。

　　其实，五国间的分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冲重建等其他热点议题上。

　　在基欧汉看来，涉及到自身贸易，不同国家会有不同想法。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向中国出口能源，并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她们会更多关注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平衡问题。

　　此外，虽然发展中五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有共同立场，但王逸舟认为各国如何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侧重储备货币，有的侧重流通货币。

　　基欧汉指出，发展中五国领导人会晤最重要的目的或在于淡化各国分歧，以增强五国与G8对话时的博弈能力。

　　国际新决策机制存在于G8与G20之间

　　无论此次五国会晤能给予发展中国家多少助力，国际决策机制溢出G8范围却已经成为“南北”双方公认的事实。从G8到G20，从“金砖四国”峰会到发展中五国会晤，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大加快了发展中国家走向国际政治前台的步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基欧汉甚至开玩笑地说：“假设G8从未存在过，我们要从头建立一个新国际决策机制，那么此次峰会的东道主意大利将不在其间。”他说，新的机制会存在于G8和G20之间，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现实并非完全如此。G8在新国际决策机制形成的问题上仍掌握着主导权。

　　2003年6月第一次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就是由法国牵头倡导的。然而截至2009年，始终被邀请参与南北对话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有此次五国会晤的组织者。

　　王逸舟表示，无论新的国际体系怎么变革，西方国家“主导议事日程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

　　不同于王逸舟，基欧汉更为积极地看待国际政治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只有在一些核心国家掌握领导权的前提下，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展开。他说，最重要的领导者就是中美两国，当然“其他国家广泛参与合作是核心国家领导权的合法性根源所在”。

　　这种G2似的说法和中国政府平等交往的外交理念并不相容。温家宝总理在5月的中欧峰会上就对此予以反驳。

　　不过，在王逸舟看来，G2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政治力量巨变带来的身份变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是致力于全球经济稳定的大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仅有的几个全球旗手之一。”基欧汉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巧妙地运用中国的多重身份，在各个方面寻求调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他们理应为此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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