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球跨国并购活动降至5年来的低点不同，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海外并购活动似乎显得异常兴奋与活跃。就在人们还在为腾中忧虑“悍马不好骑”的时候，两家民营企业又要“试穿”皮尔·卡丹了。

　　 中国民营企业有许多为人诟病的不足。但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产权的私有属性，以及发展壮大的来之不易，我们相信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当中更具风险意识和战略考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美邦纺织在海外并购的成功案例就是对民企并购行为的讥讽者最好回应。

　　 按照经济学家Moon和Roehl于2001年提出的对外投资不平衡理论，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如缺乏制度和技术优势、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等），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

　　 就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其资产的相对不平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点：一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从未获取公平的竞争地位，一是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于是，通过海外并购获取补偿性资产（相对公平的竞争地位和规模经济效应）来弥补其自身的固有劣势就成为民营企业的理性选择。

　　 首先，尽管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60%以上的份额，但民营企业所应享受到的待遇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同步提高。例如，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信贷、融资等政策支持上明显难以获得青睐，而且在关键时刻似乎也得不到政府的信任。我们不需要翻出太多历史资料，金融危机背景下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以及大量的民企纷纷投向央企的怀抱才能生存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外资的饥渴性偏好和激烈引资竞争的路径依赖，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不怕外资怕内资”的恶性循环，在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民营资本却连基本的国民待遇都难以享受。因此，民营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民营资本所谓的原罪问题以及朱新礼们将企业“当猪养而不是当儿子养”的无奈告白，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含义实质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制度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海外并购，“远走他乡”，即便不能享受东道国的政策优惠，至少降低遭遇国内的尴尬处境概率。

　　 其次，民营企业的资产不平衡还体现在其无法在国内获取规模经济优势。一方面，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同质化，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使得一个地区的民营企业无法顺畅的将产品销往另一地区，规模经济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无法打开和产能过剩的压力迫使民营企业通过出口贸易寻求外部市场。但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很大程度上是依靠OEM的方式来发展出口贸易，并没有掌握外部市场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因此，即便利用了两个市场，所获取的规模经济利益也非常有限。因此，通过并购海外的知名企业，特别是金融危机下价值大大缩水的企业，国内的民营企业就可以利用国外的品牌和渠道，甚至可以学习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从而最大限度的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一直从事贴牌加工的浙江美邦纺织并购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的两家无缝内衣企业，即是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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