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无恒产者,亦可有恒心。
从《穷人的银行家》、《穷人的诚信》等书行销全球,狄波尔·贝鲁阿和他的搭档尤努斯在南亚一隅孟加拉的默默努力逐渐为世人所知,他们的声望更是随着2006年折桂诺贝尔和平奖达到顶峰。作为小额信贷的先驱者,格莱珉模式不仅证明了穷人也有诚信,而且在适当制度引导之下,完全可以脱贫自立。
一切听起来好像已到美丽新世界的门槛,但是贝鲁阿及其同仁并未止步于此,在上海出席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之际,更向记者强调了格莱珉的变化,第二代格莱珉业务重心从妇女扩散到儿童,他坚信穷人最需要或许不是资金,而是希望。
从女性到儿童
《中国经营报》:虽然格莱珉银行成立多年,但是相信很多人了解你们还是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开始,但据我了解你们过去内部也一直在改革,比如推出格莱珉第二代模式,那么能谈谈过去三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狄波尔·贝鲁阿:是的,我们确实在改革。格莱珉银行从1976年成立,从2000年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尽管任务愿景到现在都没有重大变化,但是政策方面有了很多变化。首先我们的产品更灵活,以前只有一年期贷款,现在有三个月到两年的不同期限选择,而且我们也推出一些新产品,比如现在每天存入一美元的活动;其次我们的资金来源开始逐渐来自储蓄而不是外部,比如我们有一个养老金产品,现在每天存入一美元,十年后就可以翻倍,这使得我们的业务不断扩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发展了家庭的第二代借款人也就是儿童,以往主要是以父母以及女人为主体,而现在我们更关注儿童未来这代人,所以设计了很多针对儿童的贷款,从奖学金到毕业创业都有涉及。总体来说,从变化来看,第一代业务模式比较死板传统,第二代比较灵活多样。
《中国经营报》:格莱珉银行一直对中国兴趣很大,但是在中国因为贷款政策、地域宽泛等特点,好像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那种较高利率、密集沟通的模式很难复制吧。
狄波尔·贝鲁阿:是的,我们上世纪90年代就打算进入中国,2006年时我们已经在中国和央行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激烈并且富有成效的讨论,现在我们找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去帮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孟加拉很小,人口很少,一个银行职员每周可以处理600个客户,他们往往挨家挨户面对面沟通,他们关系很紧密;对比之下,中国确实很大,但是我想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加上手机、网络等各种手段也会使得沟通非常容易。在孟加拉国是银行找客户,而不是人们上门找银行。我们银行的员工挨家挨户的收集存款,发放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国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当前,格莱珉银行全球化好像并没有止步,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发放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你一直在强调格莱珉模式的复制优势,但各国法律环境各有不同,那么在全球范围推广有什么困难?
狄波尔·贝鲁阿: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笑)。在格莱珉,客户往往是真正银行的主管,是银行主动去找客户,董事会中也有多名女性,这和世界其他地方并不相同。我们确实遇到很多不同的经营环境,但是我相信金融危机最大影响者并不是穷人。和普通商业银行不同,穷人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小额贷款发展,我想金融危机也许催生了更多小额信贷需求。但正如你所说的,小额贷款需要的是不同的进展、机制、员工,所有的一切并不可能一夜之间一蹴而就。我们在全球经营最初肯定是试探性的,目前我们已经覆盖了40多个国家。
帮助穷人是一个互益过程
《中国经营报》:从不少著作中,我们看到你和尤努斯经历很多想象不到的波折,那么是什么支撑你们经营到今天?
狄波尔·贝鲁阿:孟加拉有一年遭遇了水灾之后,我们从央行那边借钱起家,开始我们银行经营,确实有许许多多困难。现在我们业务量很大,有800万家庭4000万人口加入我们,我们的员工也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们都很幸福。格莱珉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人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而且是我们的家人。现在银行94%的股份都是由借款人持有,其中97%的借款人又都是妇女。我们是孟加拉人,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这也是鼓舞我的地方,我因此去鼓舞别人,而别人也会反过来鼓舞我,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福祉,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中国经营报》:对抗贫困可能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全球使命,中国最近三十年有数亿民众脱贫,但同时贫困差距也产生了新的“仇富”风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富人如何与穷人相处?
狄波尔·贝鲁阿:我在欧洲时候就听说过中国存在这个情况,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帮助穷人,他们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互益互动的过程。我觉得对于穷人不是给钱就可以了,如果一下子借贷太多,如果使用不得法,甚至可能使得借款人情况恶化。穷人最需要的是希望,这使得他们能够明白自己通过努力工作,那么今后你或者你的下一代可以得到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比资金更重要。
《中国经营报》:所以,穷人所有需要只是机会,授人以渔强过授人以鱼。
狄波尔·贝鲁阿:对,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