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总量很大，环境危机日益深重——■本报记者杜悦英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和环保的距离有多远？

　　“公共责任和道德的提升，并非产生于底层社会，也不是产生于政府组织，而是产生于企业家中的精英阶层。”在近日由人民网主办、阿拉善ＳＥＥ生态协会支持的“中国企业如何绿化”论坛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ＮＧＯ研究者张静如是说。

　　环境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也日渐突出。企业参与“绿化”，是公民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面临何种难题？什么又是企业“绿化”的有效之路？

　　“绿化”之难

　　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说，他的企业已经做了10年环保产业，但经过多年实践，他发现企业做环保产业“很累”，没有模式可以借鉴，只能由企业自己去探索；环境产业的投资大、成本回收时间长，企业要经受住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压力；同时，企业做环境产业，很难获得政府具体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包括政策。

　　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也认为，政府政策支持是促进企业的环保活动真正落到实处、真正有效的必要前提，“否则，环保是越卖力气弄得越脏”，任志强说。

　　令企业家们最感疑惑的，还是政府在环保中的角色定位。宋军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想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需要的是合理的宏观模式。对于环保，政府既是投资主体，又是实施主体，这是过去若干年环保成效有限的根本原因。政府作为实施主体，没有利益，只是完成任务，因此效率极低。“我们做过一个调研，从林业系统看，林业部的钱到了省林业厅，到地区的林业局，再到林场，但最后钱能用到项目上的只有三分之一。”宋军举例。

　　“绿化”之乐

　　宋军也表示，从事环境产业令他们“很开心”，除了亲近自然带来的身心愉悦外，更重要的是，“当你踏踏实实投入这一领域去做，社会的认可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会带来企业商业利润的巨大提高。”

　　张静也认为，企业的环保行为不仅推进了社会文明发展，而且形成了社会力量的均势和监督，会让企业家受益。她分析，当企业的商业和经济行为被正当化以后，社会就减少了对盈利者的仇视和敌对。当企业家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以后，赚钱就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企业支持ＮＧＯ的活动可以给企业自己带来道德荣誉，这符合它自己的商业利益，因为企业的社会声誉有所提高，因此它的商业行为也更加安全。”张静说。

　　企业与ＮＧＯ如何共赢

　　中国企业到底有多少“绿化“能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秘书长童书萌认为，中国仍处在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尤其是经过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企业在自身的生存状况都很艰难。在上述背景下，谈论企业的公益责任有些不切实际。她强调，企业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今年，有些企业承诺给ＮＧＯ的筹款不一定能到位。”她说。

　　企业即便是“不差钱”，又该怎样通过激励，让企业利益和环境公益联系起来？张静认为有两条路，一是改变现有法律，增强对投入公益的减税激励，二是支持环保ＮＧＯ的发展。张静介绍，在世界范围内，上述两者是将企业利益和公益联系起来的常见制度安排。

　　对于这两条路线，张静认为后者发挥的效应可以更大。作为企业，本没有专门的人员和部门来从事环保事业，如果雇佣相关人员、成立相关部门将提高企业的成本。但是，如果通过专门的环保ＮＧＯ来做，通过集聚非政府的资源，通过灵活、费用低廉和结果导向鲜明的服务，ＮＧＯ将能够向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使企业的环境投资实现效益最大化。

　　通过ＮＧＯ的行动，企业的资源开始转化。一方面，企业得到了良好声誉；另一方面，支持环境ＮＧＯ可以帮助企业与社会和政治联系起来，将经济资源转化为企业需要的社会和政治资源。“这就是经由企业支持的环保ＮＧＯ大有可为的原因。”张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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