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

　　近日媒体报道，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以“知识后进国要充分学习知识领先国”为由，主张“全民学英文还是应该坚持的”，甚至认为应把中英双语教学“推广到中小学的技术性课程”，窃不以为然。

　　近年来颇受诟病的“全民学英文”，其实是指，在高等教育入学、学位授予和职业技术资格评定中，相当普遍地把英语考试成绩设定为强制性条件，这种普遍强制的存在意味着，一定的英语技能变成了体制化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一个硬标准。于是出现了许多人被迫学习英语的情形，例如中医师在工作中几乎用不到英语，却也为拿学位、评职称而苦苦准备英语考试。

　　而卢晓东先生的言论恰恰暴露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识：学英语是知识后进国追随知识领先国的必要条件。于是似乎可以推断，学不好英语的人肯定追随得不够好，知识水平往往也不行；甚至还隐含着，英语好的人往往追随得好，知识水平自然也高一些。无怪乎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因为英语说得溜，就能顺利地拿学位，受器重，俨然国际化人才的样子。

　　学好外语，当然有利于拓宽信息来源，方便知识交流，外语人才也为我国的科技、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全民学英文”背后的那种逻辑，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很大一部分知识、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根本不像卢晓东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线性追赶的情形——大家都在同一条单一的知识大道上行进，只有领先、后进这种量的差别。

　　在社会科学、人文思想、大众文化甚至科学技术领域，知识的传播更像是由中心国向外围国扩散这样一种模式。中心国依托政治和经济上的实力，凭借其学术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权威地位，借助学术体制、大众媒体甚至娱乐工业无孔不入的传播，不断地将它所制造的“知识”输入外围国知识界和人民大众的头脑中。

　　那么，知识外围国是不是能靠敞开进口、充分接受知识中心国的知识产品，赶上甚至有朝一日超过中心国呢——就像卢晓东先生所相信的那样？可能性不大，因为这种传播模式容易令外围国陷入一个长期忙于追随而无从超越的陷阱。

　　不妨以高科技设备的进口依赖来作比较。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会向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设备，这些设备的确提高了进口国的生产力，但进口国却很难掌握设计制造这些设备的核心技术和工艺，结果，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以及核心零部件等，通常还需向来源国购买。更有甚者，这些设备排挤了进口国自主研发的同类产品，使得进口国的自主研发能力被削弱，到了技术升级换代的时候，仍须向国外进口更先进的设备。发达国家由此设了一道坎儿，试图长期垄断领先技术，这就叫技术壁垒。

　　知识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技术壁垒”，其重要体现就是英语的霸主地位和学术评价权力的垄断。

　　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想领域里的知识同其主要表达方式——语言，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性概念，几乎全是以欧洲语言的词汇表达的，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各国地位的消长，更演变为主要以英语术语表达。而这些学科的创新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这些基础概念的重新剖析、诠释和应用，从而完成概念的创造性演化。这种创新，往往只能在说这种语言的学术圈子里完成。非英语国家的知识界，往往是通过翻译了解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翻译语言的环境中，很难发生创造性演化——稍稍偏离引进的用法，往往就变得不伦不类。这就很像高科技设备的技术壁垒：知识外围国进口了知识产品，但只会使用不会研发，陷入了进口依赖。

　　这种技术壁垒不仅出现在社科、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也有，那就是知识外围国丧失学术评价权力，必须依附于中心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如今我国的科研成果往往追求以英文发表在国外权威期刊上，其学术价值似乎才算得到认可。

　　有人肯定会说，是因为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自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存在缺陷，才不得不舍近求远。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如果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都绕开这个体系，直接对接英语评价体系，那么中国自己的体系哪有机会改进、发展和提高？

　　通过知识进口来追随知识先进国的思路，恰恰是没有注意到知识“技术壁垒”的作用，只看到中国现在进口的知识还不够，没看到知识进口也会上瘾，也会形成依赖，窒息了知识上的自主创新生机。

　　作为北大本科教育试点单位——元培学院的副院长，卢晓东先生鼓吹高校甚至中学进一步推广双语教学，似乎巴不得未来的中国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甚至一般公民更早地同英语知识体系对接。据说这不会影响中国人的中文水平，对此提出忧虑和质疑是没有文化自信心的表现。而据卢先生认为最具有文化自信心的汉唐时代，恰恰也是中国对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然而汉唐时代是“全民学西域语言”、“全民学梵文”的时代吗？对外文化交流和“全民学外语”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吗？

　　再看看知识先进国自己当年是怎么做的。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学术研究在几乎一切领域——自然科学技术、数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优势甚至超过如今美国的优势，美国大学的研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靠一批留学德国的学者仿照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建立起来的。然而，美国大学没有搞德语英语双语教学，也没有把德语当成跟英语平起平坐的主要学术语言，更没有要求“全民学德语”。试想如果当初美国也奉行卢先生的追随策略，今日的“知识领先国”，一定会是它吗？

　　汉唐的文化自信心、美国的文化自信心，一个原因恰恰就是，在它们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全民学外语”的忧虑。

　　而反观如今的现实，文化自信心不得不表现为文化危机感。有一些年轻人写中文甚至说中文词不达意，非要用英文乃至日语才能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把话说得“有味道”。而我们的知识精英脑袋里装着一大堆英文术语，看中国什么什么不顺眼，非要按照西方学术来给中国重新规划一下才觉得顺溜，不也恰好反映了知识外围国的被动与悲哀吗？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原本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和现实不得不经过进口知识体系和标准的一番过滤，被强行纳入别扭的英文名字或者表面中文骨子里还是英文的翻译名字，甚至都得不到像样的命名，事情就不是“能不能追上先进国”那么简单了。

　　打破技术壁垒有一种办法叫“进口替代”，就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尤其是机电设备等资本品）的进口，促进国内工业体系的发育和自主创新机制的完善。打破知识上的技术壁垒，也许就应该从取消强制性的“全民学英语”制度开始。从国家出资的义务教育、高等院校入学、学位授予、职业资格评定等制度中降低英语考试成绩的权重，或改为选修选考。

　　这并不是说不要学英语了，学生可以通过选修课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当然也可以学——不过还是交给新东方们吧。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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