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是个谜。

　　他很西方，也很东方，很书生，亦颇江湖，简直有他文中“千年能变化”的味道。

　　你不甘心，紧紧追问他的身份认同。伊从容得很，仍旧不紧不慢地卷着他的烟丝，那是几种不同品牌的混合，手法娴熟，压得瓷实。尔后，悠然点上，透过黑框眼镜平静一笑，用马家辉所谓磁性而极富信任感的音域缓缓道来：“其实我天然对分类有些疑惑，我想我能接受的应该是读书人，佛教徒，还有——中国人也是”。有趣的是，隔了几十年的岁月投射而去，这似乎也对应着梁文道两岸三地的人生履历，也与他强调在一个常识断裂的年代重建“身份认同的弹性”息息相关。

　　

　　台湾：台式中国教育

　　12月26日，港人俗称礼物节。

　　1970年这天，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对于这个“上天派来的礼物”，父母却有些为难。和当时大多数香港普通家庭一样，父母都要外出工作，并没有时间抚养他。于是，仅仅四个月大的文道就被送往台湾外公家，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

　　外公是老国民党员，1949年后经澳门辗转去了台湾，他们那代人中国情愫可谓简单而深厚，他们都爱孙中山，从饺子到牛肉面都喜欢北京口味，“总想念北京的一切”，他们的生活好像还停留在梁实秋笔下的民国北平，甚至梁文道在台湾上的中学名字还是徐汇中学。梁文道在亲人中与外公感情最为深厚，外公不仅经常带梁文道四处去书店“打书钉”，也督促他读古书。

　　这段典型台湾式中国传统教育对梁文道影响颇大，他不仅现在还爱吃北京菜，说得一口好的普通话，见面还是习惯说久仰久仰，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在内地赢得如此多共鸣，比如他的文笔简练干净，梁文道笑称大抵归于自己看五四白话文居多。从小在读胡适氛围中长大的梁文道，同时也开始逐步接触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潮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彼岸的陈丹青日后回忆，当时自己只能读鲁迅，这即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五四传统。

　　个人情致总与大时代呼应，当年这几拨外省人涌入也使得台湾家国观念分外厚重，另一方面随着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社会运动亦风起云涌。如此激荡交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梁文道从小就表现得格外反叛，男校荷尔蒙气氛尤其张扬，他从小四处打架，就像杨德昌电影中的小混混 “人在哪儿，我就混哪儿!!”，成绩从来是倒数，甚至被视为黑帮接班人。

　　快乐的童年总是短暂，叛逆的本色却一直伴随梁文道终生，转眼要上高中，却因打架太出名而没有一所学校肯接受他。无奈之下，这个无比崇拜“总统”的十六岁少年回到香港，不仅带来读书的习惯，更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台湾生活的另一面，去魅化的结果使得他如今仍旧视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大敌，厌倦一切窄化的身份认定，“国家身份不应该是一种道德价值”。

　　香港：读书是一种志业

　　对于文化人来说，香港不啻边城，梁文道更是始终以文化难民自居，但也正是香港，启蒙了梁文道，使他从学校教育的简单对抗过渡到对体制文化的深层批判。

　　“刚到香港，觉得这个社会很奇怪，居然不认为一个打架打得好的孩子是好孩子，然后我就发现更多好玩的事，就不用打架了。”初到香港的梁文道变得规矩很多，架不怎么打了，但是却拼命找台湾看不到的书来读，比如鲁迅，比如《毛选》，业余也开始看展览搞剧场，省下钱来买各种昂贵的国外艺术杂志，“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觉得很有趣很重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文化则风生水起，香港70后也往往因此被视为文化上的幸运儿。一方面香港受到内地启蒙热影响，不少文化交流得以同步，梁文道当时就可以毫不费力阅读到《走向未来》等内地文化圈热门书籍；另一方面香港本土文化也迎来黄金岁月，不仅流行文化繁荣，进念二十面体、《号外》等文化坐标成为一代香港文艺青年集体记忆，实验空间被无限想象，梁文道开始结识林奕华、黄耀明等人。

　　也直到此刻，梁文道才恍然发现以前生活在谎言里，发现了不一样被表述的中国。“比如我们都读胡适，但他说的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比如台湾说自己是民主的，他到底民主在什么地方？”旧日的模糊感觉一 一对应上来，以往残缺的历史观在现实之下不堪一击，这个一度对政治有着无比热情的青年开始思考更多，因为如此，今日他也对很多青年的民族感情报以理解。

　　与此同时，17岁的他开始投稿，为《信报》、《明报》等香港报刊撰写文章，最早出名也是靠先锋艺术评论，虽然文风狠辣，批判权威也不留情，却得前辈提携，按照陈冠中的说法，“香港比较容易出名”。差不多时间，梁文道开始接触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这一路左派著作，为日后作时政评论埋下伏笔。

　　8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梁文道再度面临升学问题，不过名声在外的他今非昔比，只要通过三门考试及格即可进入中大。考试当天，面对汹涌的人潮，他无心作答，掷笔加入游行的人群，并因为在维园褪下裤子而“一脱成名”，进入历史，失忆亦成为记忆一种。

　　从此刻开始，梁文道才真正成为梁文道。此后他游历美国一年，随后再度进入中大，凭借才华崭露头角，开始了动物凶猛的90年代，逐渐成为香港文化圈不可忽视的势力，甚至有媒体称之为“文化教父”。

　　内地：沙门不敬王者

　　atma graha，我执。佛教用语，意即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着，而梁文道则在同名书中低语 “对于控制欲望，我非常在行”。

　　从九十年代以来，梁文道不断迎来职业上的高峰。从实验剧场策划到大学讲师，从牛棚书院院长到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从商台台长到凤凰卫视主持人，他的身影开始广泛进入公共视野。在风光无限背后，梁文道个人却也遭遇信仰困惑。

　　梁文道出生在天主教家庭，从小学就思考生死生存问题。他对于天主教一向颇有好感，戏言如果不是自己哲学上不能接受神在论，他如今也许是个天主教神父。而他与佛教缘法可谓深远，一方面一直心有向往但不敢深入，另一方面认为佛家是全世界现有修行方法中最完整的，触动玄机源自一件小事。梁文道成为商台台长之后，可谓少年得志，工作也越来越忙，“我的朋友我的家庭都照顾不到，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但是自己感觉不到。”直到有一天饭局，他对一个手脚慢的侍应生发了一通脾气，事后他开始惊叹于自己的蜕变，有所彻悟。几度思量，梁文道最终于2008年皈依了南传佛教，他的粉丝也开始称之为“道长”，定期短暂禅修，每天也尽量坐禅。

　　几乎在同时，梁文道在内地的知名度不断上扬。虽然很多内地人知道梁文道是因为其人犀利的时事评论，但梁文道最早被引入内地却是作为娱乐撰稿人。当时梁文道作为商台台长，因为旗下有很多时评栏目，按照行规，他也不能在香港媒体随便发表意见，以免给主持人压力。习惯写评论的梁文道因此暂时休笔，2004年，《南方都市报》娱乐版刚好约他在内地写电影音乐评论，两边一拍即合。

　　“香港的空间越来越小，内地的舞台是无限的。”梁文道回忆起自己的引入过程，不禁莞尔。随后几年的境遇众所周知，因为凤凰卫视的影响力，加上牛博网等网络传播，梁文道在汶川地震、奥运、黑砖窑、圆明园兽首等事件中的言论为他赢得不少粉丝，他的《常识》一书据说销售超过十万册，而豆瓣粉丝小组也近万人。他为自己的号召力多少有些惶恐，自称自己比内地同行少承担很多压力。

　　“我其实很讨厌媒体，当做工作来做吧，尤其电视这个行业，很浮华。”梁文道坦言自己最有感情的还是纸媒，比起电视节目，他显然也更看重自己的文章。“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已经老了，还能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做什么呢？写东西和做节目是我现在能为国家社会做的最好的贡献。”最近几年，梁文道逐渐为各大报刊撰写评论，开始频繁出没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梁文道尝试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恨意，但是佛教并不表示置身世界之外。”也正是源于这个原因，梁文道在时评集《常识》援引了“沙门可以不敬王者”来解释缅甸僧侣的示威行为，这或许也解释了他投身内地公共空间的动力，参与社会行动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慈悲布施，更是一种在世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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