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何晶

　　他们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那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小贩”。为了讨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糊口摆起了叫卖的小摊。不容易的生活，和天气斗，和地段斗，或许，更困难的是，还要和城管队员斗。

　　深圳

　　来不及心疼那一车货

　　50多岁的刘红英，老家在江西，现在主要的营生就是靠推着板车在深圳市宝安76区周围卖炒货。生活中，她估计经历了很多沧桑，额头上被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一说起城管队员，刘红英又恨又怕。城管来了，她撒腿就会跑，这也是被以前的经历吓怕了。

　　说起曾经的经历，刘红英现在还感觉历历在目。那次，她将炒货车停在马路边上叫卖，这时候，一个城管队员看见了，立刻就气势汹汹地朝她赶过来。见状，她急急忙忙推着车子赶紧往前跑。可是那个城管队员骑着摩托车追得不依不挠，没几步就追上来，城管队员将他的摩托车狠狠地撞在了刘红英的板车上。板车的炒货散落一地，板车也被撞得散了架。刘红英当时已经被吓傻了，“来不及心疼那一车货。”

　　自从那次之后，刘红英只要远远地看到有城管队员过来了，立即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走，哪怕还正在做生意。为了尽量不碰到城管队员，刘红英也宁愿推着车子不停地走街串巷去叫卖，宁愿去偏僻的地方去兜生意。对于刘红英来说，一天当中做生意最好的黄金时间就是城管队员下班的时间。那时候，她才会放下悬着的心做一回生意。

　　北京

　　一家人哪里够花的！

　　从北京市西城区的车公庄大街转向三里河路上，几乎每过500米就有一个卖煎饼等吃食的早餐摊。刘氏夫妇卖鸡蛋饼的小摊也夹杂这中间的某个“500米”内。

　　 30多岁的刘氏夫妇，老家在河南。有两个孩子，小的放在家里，大的已经5、6岁了带在身边。刘大嫂也不过30多岁，但是头发里已经夹杂了不少的白发。每天早上2、3点就要起床准备出摊，7、8点的时候到达摆摊的地方开始卖鸡蛋饼了，这个时候人们都在上班的路上，有些看见他们摊好的鸡蛋饼会停下来买一个当作早餐。

　　 他们用来摊鸡蛋饼的摊子还算是比较专业化的工具，收起来装上轮子就可以推着走，拆下轮子、松开上面的合金面板就可以露出煎饼台。刘大嫂熟练地把面揉成一个一个的小团然后再摊压成饼皮，放进刘大哥那边的煎饼台上，刘大哥将饼皮两面烙熟，再适时地将鸡蛋打进去，熟了之后拿出来放进台中间的蓝筐里。刘大嫂就将烙好的饼夹上生菜叶子递给买的人。夫妇俩动作熟练、配合默契，动作间都少有交流。

　　“现在每天也就能卖个百来块钱，一家人哪里够花的！”刘大姐说起话来有点羞涩，“要是被城管抓住一罚，这大半天的都白做了。”所以，他们的小摊到早上9点半左右就自觉收摊了，这个时候城管队员的巡逻也差不多开始了。如果没来得及撤摊被城管队员看见了，“现在一般都会要我们赶快走，但是也有时候被罚的，罚个一两百的，前两天还刚被罚过一次。”

　　一到9点半，他俩就开始收摊了，刘大姐将卖不完的煎饼裹好，带回去自己吃。刘大哥则熟练地将煎饼摊收合，将轮子装上，再拿着准备好的扫帚将摆摊地方散落的菜叶或是垃圾扫扫收了。最后，刘大哥骑着自行车，刘大嫂推着煎饼摊，一起回家。

　　上海

　　现在能赚点就赚点

　　老家在湖南的陈大姐（化名）来上海已经4、5年了，老公在浦东的一家厂子里干活，她就摆个小吃摊。地点固定在浦东的某个街口，每天从下午4点摆到晚上11点。小贩们一般都是扎堆在一起，陈大姐是卖烧烤的，和她一起的还有卖凉皮、卖生煎、卖煎饼的。之前她一直在街口的人行道上卖，离那不远有个大型超市，人流多。但是城管队员时不时的会来巡查，一看见城管队员来了，陈大姐他们就要赶紧躲起来或者装作要收摊回家，看城管队员走远了他们又再回来继续摆。陈大姐他们没少和城管斗智斗勇。

　　“之前也有被城管抓住的，东西和车子都被拉走了，挺可怜的。我还好，每次都跑的比较快，没被抓过。最近城管查的更严了，可能和要开世博会了有关系吧，以前白天城管出现比较频繁，天黑了就不来了。现在不一样了，经常到晚上11点了还在查。现在也不让我们到人行道上摆摊子了，我们就只好跑到高架桥的桥洞下面。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赶的。离世博会开幕越来越近，应该会越来越严，反正我们也干不了多久了。养家糊口也不容易，现在能赚点就赚点。”陈大姐说起来有点唉声叹气。

　　陈大姐还有个老乡是卖煎饼的，现在也和她一起摆摊。他以前是早上6点到9点在公交车站点那边买早点，但是现在都不让卖了。

　　湖北武昌

　　我也是为一张嘴，他也是为一张嘴

　　60多岁的姚大妈在武汉已经摆了十几年卖报纸的小摊了。摆摊的地方也换过很多个，因为经常会有城管队员来查，因此就只能经常推着报摊跟城管队员“打游击”。经营一个固定的报刊亭对于姚大妈来说也许是个奢侈的梦，说到没钱这个话题，她就又要开始和人扯开她苦命的一生了。姚大妈长着一张和善的圆脸，有点凌乱的短发，可能因为有病，头总是在微微地晃动。报摊旁边经过一个行人，她都会问一句：“要报纸么？”经常碰见问路的人，她也会好心地为其详细指路，即使问路的人并没有要买报纸的意思。

　　现在年纪大了，姚大妈的小报摊就基本固定在武昌火车站了。车站里人多，

　　谁都想往那里去卖，但是那里也是城管队员严抓的地方之一，所以姚大妈要是去那里卖报纸就要小心翼翼地躲着他们。渐渐的，姚大妈在这里也摸出些摆摊的经验来了：一般不到人多的马路边上去摆，城管也就不会管那么多了。但因为在武昌火车站摆摊的时间长了，这里的城管队长也认识姚大妈，体谅她年纪大，也就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说着，一个城管队员与同样在旁边摆报摊的老太太交谈了几句，然后随手在她的摊位上拿走了几份报纸，并没有付钱。老太太也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了，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潜在的默契。

　　有一天突然下起雨来，姚大妈报摊收拾动作慢，报纸都淋湿了。本来火车站的地下过道是不让摆摊的，但是那天城管队员网开一面，让她去过道里躲雨摆摊了。“其实这些城管人也不坏，我也是为一张嘴，他也是为一张嘴。”

　　山东济南

　　咱买他的帐，他们也买咱的帐

　　30多岁的孟大姐，现在在济南市槐荫区一个小路口边摆着一个煎饼摊谋生。这里位于城乡结合部，周围多是大型批发市场，外来流动人口较多。孟大姐的老家在齐河，有2个孩子。如今5岁上幼儿园的女儿跟在身边，每月需要300元费用。1岁多的儿子则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丈夫目前还没有工作，正在筹划着学车。现在全家基本就靠着孟大姐一个人每天早上摊煎饼的收入维持。她在平时摊煎饼的地点附近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每月房租130元。下午则一般不干活，有时候坐车回齐河看看孩子，晚上必须要赶回来。

　　孟大姐卖的煎饼，摊一个里边夹油条的煎饼2元，里边要馓子的2元5角，多要鸡蛋的加5毛。当天她批了12个馓子，卖了10个，是25元。此外，她还卖中式汉堡和牛奶。

　　孟大姐每月的收入自己平时“什么都不买”才勉强够用。她卖煎饼的摊点也是城管队员严查的地方。万一被查到了就要没收车，想要再拿回车的话就要拿钱赎。孟大姐到现在没有被收过车，“（那些城管）也都知道我听话。一到点儿了，我就把摊子转到胡同里去，不在马路边上摆，他们也就不管我了。有一次到点了我没进去，城管就过来说过我一次。”但是也有别的摆摊的被收过车的，“收了就拿钱赎啊。”说起城管队员来，孟大姐似乎也表示理解：“人家干的就是这个，都不容易。”城管队员有时候也会来买孟大姐的煎饼，“咱买他的帐，他们也买咱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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