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段晓燕

　　 采访Pierre LaGrange后不久，看到《华尔街日报》的5月27日的一则消息，GLG的三位最高层：董事长和联席CEO Noam Gottesman, CEO兼高级董事Pierre LaGrange和 联席CEO Emmanuel Roman, 集体“降薪尝胆”。

　　 降得可不是一点点，而是降到了极致——一美元。从2009年4月1日到12月31日，这三位高层每人的年薪均为一美元。

　　 耍COOL，做秀，还是力挽狂澜之举？

　　 看看数字吧。

　　 根据财务报告，2007年第三季度，调整后净盈余(净盈余扣除有限合伙人利润分成)为2900万美元，年同比增长了160%；2007财年第四季度，GLG净利润为1.27亿美元，每股盈利38美分。

　　 与之相对应，2007年第三季度全部的 PSCB(有限合伙人利润分成、薪酬和福利)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0%，增至4600万美元，员工薪酬与福利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00万美元，增至2900万美元。

　　 从2008年的财报来看，和其他对冲基金一样，GLG也没能逃脱业绩大幅下滑大命运。一些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的高官开始考虑降薪。

　　 根据财报报表公开的信息，Gottesman and Roman 2007年的收入一共是440美元，LaGrange 2007年是100万美元。这三人总共持有GLG53.3%的股权。如此相比之下，一美元可谓是直接扔到了地板上。

　　 与之相对应，是GLG有限合伙人层面的高官集体降薪至一美元的消息——这至少从姿态上比奥巴马和美国政府一些议员之前批评的那些“业绩大减但薪酬不降”的基金管理人要好得多。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迈克尔·布隆伯格。这位就任于危急之际，在“9·11”之后担任纽约市场的Bloomberg创始人，自己提出要年薪一美元，当然当时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和看法，但布隆伯格以实际业绩证明了他的能力和真诚。

　　 另外一个需要提及的人是AIG的CEO Edward Liddy, 他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领取了一美元的年薪，此举被誉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

　　 如果说降薪是道德行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股东利益和回报是更重要的义务，“高尚的道德行为”背后，需要更多有效提升公司业绩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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