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日前，黑龙江省黑河市急刷刷贴出通告，以“贯彻执行黑龙江省犬类管理规定”名义，宣布黑河城区及所辖爱辉区的4个村子禁止养犬，且自5月23日起，一经发现对所养犬只一律捕杀。“见狗杀狗”方案经媒体曝光后，舆论哗然。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抑或是出于对政策的反省与修正，在实施打狗的当天（23日），黑河市政府将已组建好的打狗队解散，理由跟初期的禁狗令一样正确甚至更加正确：“要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群众意见，之后决定是否实施‘打狗方案’。”

　　有媒体掘地三尺挖出禁狗令出台的导火索，据说是黑河市某位领导被狗咬伤，进而决定对狗实施打击。这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然对禁狗令有杀伤力，不收回成命，怕是难免引发“报复打狗”的嫌疑。但“谁被咬了”并不是黑河禁狗令的关键，陕西汉中以重拳打狗防治狂犬病同样引得议论纷纷，地方政府不得不一次次站出来解释说不实行100%捕杀，网上流传的“无差别杀狗”并不属实。

　　从合理性看，陕西汉中各县区紧急展开打狗行动，具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今年3月以来，狂犬病疫情在汉中市的西乡、洋县、城固、汉台、勉县等县区暴发流行，目前疫情已波及11个县区的186个乡镇，全市被犬类咬伤或抓伤人数累计达5523人次，自3月21日起，已有8人死亡，目前仍有2名疑似病例住院接受抢救性治疗。而1985年至1992年间，全市7县101个乡镇发生过疫情，导致35人死亡。从数据上看，这次疫情比历史上要大，当地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狗合情合理，也是对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的态度。

　　但这样一次表面上合情合理的行动，同样招致众人非议，何也？就在于长期以来各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的“为民作主”的决策方式，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现实挑战。决策不受公众约束的权力，其公信力必然受到公众质疑。长期以来，政府决策往往由官员拍脑袋进行，只要自以为正确，就几乎不过问民意如何，程序上更是缺乏尊重民意、吸收民智的制度性轨道。程序不正义，不仅仅容易导致结果的偏离，而且连决策的理由也往往无法让人相信。因为在那样的决策体制下，只要是领导看准了、决定了的事，一切都将不由分说，所谓论证程序，所谓决策理由，几乎都沦为围绕着领导的既定决策服务的奴仆。所以人们早已经形成对政府决策的“刻板成见”：只要是领导拍板了的事，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像黑 河市，打狗是为了执行上级决策，很正确吧？不打狗则是为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也很民主很正确吧？

　　“领导总有理”、“政府总正确”的最终结果，是政府决策再好的理由都让人生疑，让人无法相信：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因狂犬病死亡？一针78元的狂犬病疫苗是不是太高？打狗是不是为“推销”疫苗服务？等等。虽然办证和给狗注射疫苗是养犬人应尽的义务，但缺乏民主程序的决策出台，往往使合法事项的推进、推广都反而变得艰难曲折。因为政府决策的独断专行，“政府”和“民间”的隔阂宛若鸿沟天堑，则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和社会难以进步的双重损失。像打狗这样的事，固然因牵涉到百姓具体利益的面极其广泛而遭遇强烈抵制（仅汉中地区就有37万只犬），那些慷国家之慷大建楼堂馆所、以官员一己之好恶不断翻新和改换城市交通站台、道路隔离栏乃至变相建设官员个人的“风水建筑”等等劳民伤财之事，哪个不是如入无人之境，又何曾遭到过强烈的抵制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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