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黄建始
陈纪英
编者按/ 甲型H1N1病毒好像在挑逗世界各国的人们,它没有退缩的意思,但进攻也并不怎么猛烈,除了日本由于出现原发性病例引起一些担忧和恐慌之外,其他地方的疫情在“温和”的传播着。它的致死率维持在类似普通季节性流感的较低水平上,中国的几例输入性病例已经陆续康复出院,他们没有使用疫苗,靠的是一些较为常规的治疗手段。但WHO提醒说,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病毒还有变异的可能,疫情还有爆发的危险。诸多疑惑仍在困扰着我们。
正在蔓延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到底有多严重,是否会演变成1918年的大流行?SARS之后建立的中国疾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国政府的表现是否像某些外电所说的反应过度?每一个普通公众又应该如何应对身边的公共卫生问题?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黄建始就以上问题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有可能爆发大流行
《中国经营报》:黄院长,我看到你在博客里画了两个趋势图,你说这个疫情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之前中国的几例确诊患者都痊愈出院,似乎致死率也不高,这个疫情到底严重不严重?你能不能预测一下甲型H1N1流感未来的发展趋势,会不会发生大流行?
黄建始:这种可能性现在不能排除,现有科学技术至今还无法对甲型H1N1未来的变异做出十分准确的预测。这个病毒未来可能有3种方向:第一,经过变异,毒性和传播能力都大大增强,出现更大面积的病毒感染人群,类似1918年的大流行,这是最坏的结果。第二种变异结果,就是流感病毒变异后毒性和传播能力弱化,这是最好的结果。第三种就是维持现有状态。
目前,这3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不能掉以轻心。而且照目前疫情来看,到5月20日,全球甲型H1N1确诊患者已经达到了10243例,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惊人的。
《中国经营报》:如果出现大流感,会不会像1918年的那场大流感一样,导致数以万计的被感染者丧生?
黄建始:这个恐慌是不必有的,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认真准备,从容应对。
第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流行病学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帮助我们充分地掌握了流感大流行的规律,影响因素及防控措施;病毒学,免疫学和基因组学等基础医学学科使我们深入地了解流感大流行的病因学,病理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为高科技应对流感大流行打下了扎实的科学基础;临床医学和现代药学的进展为我们诊断和治疗甲型H1N1流感病人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些条件在上世纪初是不具备的。
第二,今天全球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断增强。相比之下,上世纪初少数欧美国家公共卫生刚刚起步,大部分国家没有公共卫生体系,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传染病“大流行期间,全人类都面临威胁”,国家之间的协作加强了。反观上世纪初,流感大流行的社会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国际间的合作也没有,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建立。
所以,我们对甲型H1N1流感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恐慌。
中国防控没过头
《中国经营报》:刚才你谈到了甲型H1N1流感的毒性和传播能力,我们国家也在严格防控,能不能解释一下,对于一个传染病来说,采取何种等级的防控措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黄建始: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个是传染源。甲型H1N1流感是个新病毒,我们以前没见过,同时这个病毒也具有多变性,可能再次发生变异。今天致死率不高,明天会怎么样,现在没有人知道,可能毒性很强,也可能没毒。
二是传播途径。这个病毒是通过呼吸渠道传播,传播很迅猛。
而且,我们现在考虑病毒传播能力的时候,不仅仅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还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现在世界各国交往频繁,也带来了病毒传播的便利性。
三,从易感人群来说,就目前的疫情来看,各个年龄阶段的确诊患者都有,这也给大规模的传播带来了可能性。
《中国经营报》:照这个标准来判断,中国的防控体系是不是恰当的?有外媒认为,中国防控过头了。
黄建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的防控体系并没有过头,这种防控体系也没有影响到中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经历过SARS的沉痛教训,我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现在就是用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的回报。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符合木桶理论的,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疫情结果的严重度。
《中国经营报》:你的理由是什么?
黄建始: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现实存在的两个国情。第一,中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老龄群体和免疫力底下的人群,这两个群体加起来至少有两亿。
全世界的医疗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考虑到20%最脆弱人群的需要,从美国的死亡病例来看,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感染甲型H1N1流感后更容易死亡,而中国脆弱人群的数量是全世界最庞大的。
更何况,每年的普通季节性流感,都可能会死亡几十万人,死亡的原因主要就是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主要是脆弱人群,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第二、尽管SARS之后,我国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和建设,在省一级和国家一级,这个防控能力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地级以下,中国的防控体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病毒的确诊,很多地方确诊不了。
现在跟国外的防控体系对比一下,美国的防控体系比较松。美国现在确诊一个病人至少6天以上,美国不久前才开始把确诊权力下放到地方,之前他们不敢下放这个权力,怕出现误诊。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美国疑似病例太多了,实验室都不够了。即使下放到地方,正常的技术也是3天能确诊,如果3天才出报告,3天之前怎么做,美国是放开,该干嘛干嘛,中国是在家里等消息。
现在美国的专家说,美国可能已经有10万人感染了病毒,但是确诊的只有几千人。
我们比起美国,医疗整体水平、每个人平均医疗资源少的多,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是只有6例确诊患者,还好说,万一将来有了好几万,这些人群全部跑到北京,全部跑到省会城市,挤的下吗?
第三,我们现在的防控体系不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上来说,都是最小的投资,最大的回报。为什么呢,要考虑一下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人员的密集度。中国人的社会距离比美国小得多,中国住房面积小,中国现在住的是格子间,美国人住的是大房子,中国如果爆发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过度依赖疫苗是错误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如何研制出疫苗,那么对我们来说,研制出疫苗是不是最迫切的,是不是只有研制出疫苗,我们的危险就完全解除了?
黄建始:研制疫苗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这个疫苗。
研究疫苗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美国说几个月就可以研制出来,但是这个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是要先做好防控。
《中国经营报》:那疫苗研制不出来,是否意味着疫情就无法控制呢,从个人来说,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黄建始:最简单的东西最重要,不要只相信疫苗,最能保护自己的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现在大家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原因就在于对医疗技术的依赖,认为得病有医生呢,这个观念应该改一下。
回头来说,即使疫苗研究出来,在中国的适用性也会受到限制。第一,中国有13亿人,如果疫苗研制出来,没有足够的数量,其中一部分人打疫苗,另外一些人打不到,而疫苗产生抗体后,毒性和传播能力可能就增强了。那些打不到疫苗的人,他们会很恐慌,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第二,疫苗在一定的温度下才能使用,专业术语就是说传输疫苗需要冷链,我前几天刚到新疆给他们讲课,你到新疆南部看看,那里哪有什么冷链的条件。
第三,病毒本身也在变异,当然,我们研制出了疫苗,对于病毒变异体的疫苗的研制,速度可能快一点,但是也要经过后期的临床试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