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轰动一时的两起公共事件逐渐平息。这两起事件，分别为杭州“5·7” 飙车案和湖南的高考冒名顶替案。杭州案中，肇事者胡斌已于5月17日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湖南案中，当事的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已于更早前被刑拘。

　　杭州案中的受害者、25岁的青年谭卓不幸逝去，无法见证由一起普通车祸引发的轩然大波；湖南案中的受害者罗彩霞则相对幸运许多，她几年前所受的委屈最终将可通过司法等途径获得补偿或救济。

　　杭州案为什么影响这么大？梳理已知信息，原因或在于，相关媒体诸多的报道中，描绘出了一群“富家子弟”对于生命的漠视，而阳光青年谭卓的遇难，无法不勾起人们心中的同情之心。除此之外，杭州市警方针对此事件的首次发布会，过于仓促，并留下了不少容易被质疑的缺陷，进而导致社会公众对于执法公正性的怀疑。“70码”瞬间成为公共舆论平台上的流行词，充满了浓厚的讽喻色彩。

　　湖南案为什么影响这么大？首先当然是事件本身的离奇性。人们没有想到，权力之手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将一个普通考生的前途改写，受害者罗彩霞如果不是坚持复读再考，今生恐怕会与大学无缘；其次，在事发之后，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表现出的当权者的嚣张，在令人惊奇诧异之外，也让人深深地感到一种悲哀与愤懑。

　　有必要指出，杭州案与湖南案在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媒体的大小版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原本是孤立的个体事件都成为了公共事件。由于事件的公共性质，外部社会各种力量的监督大大增强，在推动甚至倒逼着事件的处理沿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相关部门的处理过程与舆论的密切互动，必然大大加强两起事件的受关注度。

　　还应当看到，这两起事件中，隐含着容易激怒公众舆论的重要因素，那就是金钱与权力可能对社会公正的扭曲。事实上，从两起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都曾试图改变事件发展的轨迹。也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容易点燃一种质疑权力与金钱的社会情绪。

　　当然，若简单地认为舆论在所谓的“仇官”和“仇富”，定然是褊狭的。从这两起公共事件，以及事件背后呈现出的民意观察，可以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对于公权力的有效约束以及司法的公正，有着极强的诉求。而对于民众合理诉求的满足，也正是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化解矛盾，走向和谐的基础要件。

　　如果我们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观察，不难看到，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因为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入人心，因为体制变化释放出的巨大力量，因为国人对于国强民富这一愿景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发生了炫目的变化。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的问题也急剧呈现出来。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之处。比如贫富差距居高不下，且这种差距可能在向纵深发展，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以及权力扭曲、权钱交易等现象并不鲜见，造成了社会矛盾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激化。一旦个体事件（如杭州案与湖南案）演变成公共事件，并撩拨起社会心理层面的不满情绪，将反过来强化社会对于公权力透明与公正的诉求。

　　显然，面对社会矛盾，一个正确的态度是直面和正视，而非回避与躲闪。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一个伟大的追求，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伟大追求。和谐不是要求平均主义，和谐不是要求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整齐划一，但一个和谐社会，定然要求权力——包括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透明与公正，定然追求程序的正义，定然是一个有着良好的道德基础的社会。

　　杭州“5·7” 飙车案和湖南高考冒名顶替案还未终结，事态仍在发展。由于两起事件被置于高强度的聚光灯下，相信事件最终将会有个公正的结局。而散落于中国社会当中那些仍未被舆论曝光的，未能获得更高关注度的大小事件，其命运是否也能如这两起事件一样，可能还不能确定。这仍在要求权力的透明与公正，唯有如此，正义的花朵才能开满每一个社会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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