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都是对现有秩序、利益的重新安排，现有秩序的制定者以及维护者无疑是既得利益者，很显然，他们将在改革中失去这种地位，作为被改革的对象，他们从来都是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因此，任何改革无非是新兴力量战胜旧势力的一场较量在Ｇ20峰会前夕，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先后发表文章或谈话，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以来，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再度高涨，但一直只是笼统的建议，并无实质性的可操作方案。因此，中国此次不再韬光养晦，高调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不应简单地解读为只是维护自身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冷战时代，东方阵营一直在以革命的姿态，要求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了以西方阵营对抗，还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两手实际都未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冷战结束之后，实质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体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到全球化之中，但在高科技、金融、全球贸易等很多领域，发达国家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发展中国家只能遵守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定下的游戏规则。发达国家之所以这么做，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起得比我们早，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制定信奉的这一套规则，才是最好的制度设计。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了他们的迷信，使得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起这套所谓最好的制度是否需要改弦更张，需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拯救美国式资本主义。事情当然还没到这么坏的地步，中国也还没有能力去拯救美国，但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非尽善尽美，确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新规则，国际舆论已经注意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重新设计和建设全球金融系统的关键时刻，如果错失良机，恐怕再无机会改过自新了。

　　任何改革都是对现有秩序、利益的重新安排，现有秩序的制定者以及维护者无疑是既得利益者，很显然，他们将在改革中失去这种地位，作为被改革的对象，他们从来都是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因此，任何改革无非是新兴力量战胜旧势力的一场较量。中国声音得到了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等组织的支持，但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直截了当的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反对建立超越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美元仍然坚挺。欧盟贸易委员会秘书长批评周小川在Ｇ20之前提出建立超越主权的货币主张有些仓促，称目前我们只能维持现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仍无可争议。ＩＭＦ虽然比较中立，但也认为美元的地位不可能在一夕间瓦解。阵线是如此分明，力量也还悬殊。看来要打赢这场战役，非要有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中国的建议不仅说出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击中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软肋，而且指明了全球化环境下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途径，因此，中国的建议并非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也并非是要单挑美国霸主地位，更不是如某些西方政客所鼓吹的那样是要“炫耀肌肉”！中国建议只是针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着眼于眼前如何更快更好地走出这场危机，更着眼于将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当前的危机是全球化时代下的第一次重大危机。结束此次危机的途径不是“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将带来贫穷和冲突，上世纪30年代可为例证。只有建立一套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化新规则才能让全世界人民摆脱危机，共享全球化的成果。

　　中国深知目前尚无实力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指望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更为重要的不是期望Ｇ20能够马上采纳中国建议，而是中国建议是个行得通的循序渐进的现实方案，只要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在中国一边。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只是一个方面，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需要改革，如何既能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又能实现有效的监管已成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主张，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国际经济组织也需要改革。总之，必须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下一步，无非是谁来主导这场变革的问题。中国的建议推动了那扇沉重的改革之门，改革早晚会变得不可逆转。（3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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