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2月15日，委内瑞拉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无限期连任。此项修正案最受人关注的结果，就是该国的总统任期限制被取消。公投结束后，查韦斯踌躇满志地宣布，“只要委内瑞拉人民同意”，他将一直执政到21世纪30年代，令人彷佛有国家前途命运完全系于查韦斯一身之感。

　　凭心而论，在查韦斯治国的十年间，委内瑞拉在减贫、改善医疗与教育状况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经济持续增长和民众福利提高，为查韦斯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使他得以多次在选举和全民公决中以大比例获胜。从形式的角度而言，本次修宪全民公决也是完全根据委内瑞拉法律和宪政原则进行的。但依据民主与法治原则进行的全民公决，却使委内瑞拉有可能出现一位总统终身任职的局面，这无疑是一个在政治学上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从历史而言，民主共和制基本上有总统制与议会制之分。在总统制之下，行政机构不直接对立法机构负责，后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无权罢免总统。现代总统制始于美国，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后也大都加以仿效。在这一体制之下，总统行事不受议会掣肘，决策迅速果断，而且任期固定，国家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较强。然而行政权一枝独大，有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诱发专制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一倾向，防止当政者滥用职权和恋栈不退，总统制国家大多设定任期限制，以对总统形成制衡。美国以华盛顿为首，开始了不连任两届以上的不成文惯例，最终在1951年由宪法修正案将这个规则确定下来。1958年成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授予总统巨大权力，且不受任期限制，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与希拉克在连任两届之后均放弃参选，且2008年法国修改宪法，与国际主流原则保持了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否决修宪连任之议。此次委内瑞拉效法拉美其他一些左翼政府修宪，这样的反潮流做法是否真有必要，值得深思。

　　委内瑞拉修宪派的逻辑是，“玻利瓦尔革命”必须继续，普遍民主、经济独立、平等分配、结束腐败等“革命目标”必须实现，而这都仰赖于查韦斯持续掌握政权，为此便必须牺牲宪法中限制总统任期的规定，为他连任扫清道路。即使我们接受这一逻辑中的两个前提，但仍需进行一番利弊的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才能判定结论是否合理。上述的目标都堪称入情入理，查韦斯持续执政也确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但这也会随附一定的风险。而如果宪法不修改，查韦斯在2013年如期离任，委内瑞拉或许也会遭受一定的风险。我们不妨在这两种风险之间做一番简单的比较。

　　委内瑞拉放弃总统任期限制带来的风险，至少有三点：首先，权力本身具有向集权转变的天然趋势，纵使我们不怀疑当政者的为国为民之心，长期掌握权柄也会对他们的判断力和抗诱惑力产生侵蚀作用，使他们日益眷恋权位，脱离民众；其次，在像委内瑞拉等公民社会尚欠完善、监督体系不甚健全的国家，在总统任期限制被突破后，防止总统演变为独裁者的唯一机制就只有选举一途，而当政者在利用国家资源赢得或收买选民支持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拉美的文化又素来为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提供土壤，一种民主表象之下的专制很容易因此铸成；最后，纵使查韦斯本人毫无专权独断的冲动，这种体制性的防范遭到突破，将给未来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提供可乘之机，给民主制带来长久的危险。

　　我们再对第二种选择稍做考察。查韦斯若不把国家命运与一己之身划等号，任期届满时效法南非总统曼德拉激流勇退，荐举本党本派的其他人士竞选执政，自己以其他方式“发挥余热”，或者等待一个任期之后复出竞选，则“革命进程”未必就会倒退。况且社会发展并不一定遵循一定之规，委内瑞拉反对党当政未必对国家不利，比如同属拉美的智利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就早已跃升为拉美经济的领头羊。由此可见，第二种选择的风险并不大，至少远远低于为一位领袖而弃整个防范制度于不顾的风险。

　　总而言之，委内瑞拉“民众的选择”当然需要尊重，但其中暴露出来的民粹主义与集权的隐忧也非常值得深思。查韦斯总统倡导“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但民主体制本身应当与意识形态和政见脱钩，在种种响亮、高尚的口号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民主与自由原则存焉。不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派别，都以实现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等目标为标榜，但这些目标的实现，应当更加仰赖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与民众自治，而非某个领导人的天才或魅力，或者“绝对权力”。最后，我们不妨引用查韦斯总统的偶像、拉美独立战争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1819年的警世之语作为提醒：“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同一位公民常年执政。”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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