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实施了一年，但对于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说，带薪休假恐怕仍是“空头支票”。为此，不管是坊间还是网络上，要求政府“强制实行带薪休假”的呼声与日俱增。而刘涛、鲁开垠等一些广东省政协委员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建议在金融风暴影响下的这段时期内，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

　　不知道这些政协委员的另一个身份是否就是企业主，但他们至少是很替企业主考虑的，却唯独很少关注过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穷人经济学”，以至于，连本身只是画在纸上的带薪休假的“画饼”也要去拿走。

　　所谓言者无罪，政协委员当然享有真实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便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着想。但是，“暂停带薪休假”建议背后的两种话题背景却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是，“暂停带薪休假”很可能已不是一种言论，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二是，“暂停带薪休假”只是在“为企业减负”名义下，一系列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件中的一件。我们可以驳斥“暂停带薪休假”言论，却对事实上的“暂停带薪休假”无计可施；我们能够看到“暂停带薪休假”的建议，是因为其还算上得了台面，而那些更为严重的上不了台面的劳动者权益损害，却只有具体情境中的劳动者本人才能体会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为企业减负”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金融危机中‘饭碗’远比‘福利’要重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或者默认。因为在我们惯常的思维里，金融危机时企业生存已经很困难，员工权益当然应该最大限度地作出让步，即使已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似乎也并无不妥。

　　毋庸讳言，在压缩劳动者权益上突破法律底线，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退步。试图依赖社会退步来走出金融危机，不仅是短视的，更是危险的。

　　因为它只看到眼前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却没有看到此举对社会不公的固化和加重。为什么说是危险的呢？因为它完全有可能将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危机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扩散。

　　走出眼下的金融危机，需要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需要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产阶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罗斯福新政非但没有依靠割让劳动者权益来度过危机，反而是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劳工组织等来充实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保障了未来的市场购买力和走出危机的信心。

　　（止凡，杭州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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