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场景一：在外劳作多年的农民工荷包鼓鼓返回家乡，随身带回来的还有他们在外缴付多年的各种社会保障——随着社会保障全国联网的实现，就地领取已经不是问题。除了这些在外打工多年的所得外，他们还有一份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收入。现在回到家乡，他们可以选择颐养天年，也可以用手中多年攒下来的辛苦钱做个小本生意。至于儿孙辈们，是选择进城务工，缴纳足够年数的税金，进而成为城里人，还是选择当一个现代农民，把进城的同辈们留在身后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都是不坏的选择。

　　场景二：农民工们欢欣鼓舞地奔波于城乡之间，出则为农民工，退则继续当农民。年景好时便多多在外打工，充分利用以工补农的机会，年景差时，则继续在青山绿水间操持农业，默默捱过以农待工的时日。相较于这种中国式的进退自如，无论是老牌发达国家当年羊吃人所造成的农民流离失所，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麋集的失败城市化，其优劣是不言自明的。

　　可惜的是，这两个场景都未能转化为现实。考虑到我国户籍制度的严苛，农村社保体系的付之阙如，农民工在进城就业期间所缴纳保费只能一退了之，再及土地流转制度的步履蹒跚，场景一之不能在现实中遂行是可以预期的。问题是三农学者们津津乐道多年的第二种场景也没有出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农业税减免，抑或是有关各方千方百计不让流转、专为他们留作保命田的耕地，都没能拴住他们外出的脚步。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安于室呢？去年年底他们返乡之时，他们奉献血汗多年的打工之地已然是一片愁云惨雾，这些他们不会看不到眼里。前路漫漫，依然勇往直前，这动力到底何在？新农村为何未能如三农学者所预期的那样成为减压阀和蓄水池呢？是村容不够整洁吗？村风不够朴实吗？是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太落后吗？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然而，当这一切硬件上的缺陷，甚至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软件上的历史欠账都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人们或许还是会失望地发现，农民们还是会选择外出打工。

　　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本就人多地少，且在外打工多年，土地早已转包他人，怎好半途索回，加之粮价疲弱，生产资料价格高涨，种粮如何能成为一个令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而那些跟随父母在外经年已高度认同城市生活范式的青少年们，又如何再度融入乡土社会呢？自主创业当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撇除所需要的本钱不论，一个若干年来消费能力主要靠外出打工收入支撑的乡村经济体，现在又面临非农收入锐减的局面，究竟有多少消费空间可供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寻觅呢？多部委联手推行、配套资金雄厚的家电下乡工程的成绩单，可以让人们充分体会理想中的所谓广大农村天地的需求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

　　新春伊始，数千万名农民工又踏上了奔赴他乡的艰辛旅程，而根据有关部门的口径，这其中有二百万人寻觅工作的努力是注定要徒劳的，至于他们会不会因就业无功而返乡，以及如何返乡，返乡后能够干些什么还是一个未知数。眼下各大城市的火车站纷纷开使启动各种预警方案，以一种最生动的方式，不自觉地凸显了城里的人们对农民工的某种疑惧心态。当年任劳任怨的经济发动机，如今成了不请自来的可能的麻烦制造者。

　　然而，在种种拉动内需的举措如火如荼展开而依然远水不解近渴之际，这恐怕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现实。除非我们能限制人身自由，将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强行遣送回乡；除非四万亿下的诸多大型工程能大规模分流这些闲散的农民工；除非美欧经济能率先复苏，从而再度拉动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外贸部门——否则我们必须做好与他们长期共度时艰的准备，这几乎是听任他们陷入凄惶不安状态之外的唯一选择，而那种状态所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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