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忠平

　　 1978年10月，新都氮肥厂成为四川首批6家扩权试点国企之一。四川的这一小步，也由此拉开了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新都氮肥厂位于成都北部的新都镇，于1974月7月正式点火投产——是县工业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天然气为原料年产合成氨3000吨的县属小氮肥厂。

　　 “说氮肥厂是县财政的‘幺儿’，那时也不为过”，7月24日，在厂区门卫办公室内，51岁的赵兴国回忆过往仍然语气充满自豪。他原是新都氮肥厂副厂长，现在是香港上市公司成都玖源化工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1999年7月，在先前连续6年亏损加上1997年间连续发生两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景下，新都氮肥厂这个老牌国企经过资产重组，被港资公司玖源收购。

　　 三个改革意见

　　 1978年，经过近4年的发展，新都氮肥厂已开展了3次技改扩建。但同全国所有大中型企业一样，其时它完全按照国家统一下达的计划组织生产，材料由国家供、产品由国家分、技改由国家定、盈亏由国家负、工资由国家发。

　　 为了给企业松松“五花大绑”，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逐步克服“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四川决定自上而下“革自己的命”。

　　 除了新都氮肥厂，试点企业还包括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等。

　　 这一试点得到了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等的支持。

　　 赵兴国16岁“接替父亲的班”进了氮肥厂，作为厂“第一个”学徒工，懵懵懂懂的他还不了解试点的深远意义。

　　 在明确了试点目的后，借着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东风，3个月后，四川将试点企业从6家扩大到了100家，并首次提出具体改革意见。

　　 第一个改革意见，叫《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外界普遍称其为“十四条”——明确试点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条件下，有权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或企业基金，另外有计划外生产权、部分产品销售权等。

　　 然而，到1979年11月27日下午省委领导来新都检查工作时，新都氮肥厂又面临另一种“困惑”：因不能“私自处理国家计划产品”，大部分产品只能躲在仓库睡大觉，而外面需要产品的，急死也搞不到。

　　 在新都档案馆，记者找到了一份由县委办公室于1979年12月5日整理的手抄文件。文件描述了县委书记黄义元11月27日向省委汇报请示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新都县化肥过剩可不可以卖给省外，后者当场明确表示：“可以”。

　　 第一个改革意见在实施过程中曝露出其他问题，也让人觉得企业的权、责、利仍然没有很好统一起来。比如试点企业可提取职工工资总额8-12%作为奖励基金，这必然会促使企业增多人员，加大工资总额；再比如按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提留企业基金，这肯定也会促使企业同国家讨价还价，压低计划利润数，以便多提超计划利润提成等。

　　 随后一个月不到，1979年12月22日，四川又出台了第二个改革意见——《关于进一步抓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外界普遍称其为“十二条”——除了提出企业要挖潜、革新、改造，还指出企业基金的提留改为“全额利润分成”。

　　 1980年2月，四川又出台了第三个改革意见——《关于在地方工业企业中进行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试点的意见》，外界普遍称其为“二十条”。

　　 如果说前面两个改革意见分别是“小扩权”、“中扩权”，那么“二十条”可谓“大扩权”——规定从1980年起试点企业不再向国家上缴利润，国家对企业征收三种税：工商税、固定资产税、所得税。各企业按不同的所得税率交纳，所得税的税率，一定三年不变。

　　 一系列改革政策有力推动了企业发展。“1980年，新都氮肥厂产合成铵、碳酸氢铵实物量创投产以来最高水平”，赵兴国告诉记者，特别是1981年在天然气用量比上年减少23%、产量减少17%的不利情况下，利润总额却增长1%，实现了减产增收。

　　 “休克鱼”复苏

　　 让赵兴国们直接感受到试点改革冲击的，其实是在1982年前后。

　　 1982年5月，新都氮肥厂制订了以节能增收为重点的纵向考核、横向协作的经济责任制——厂部对县工交委承包产值、产量、利润等8大经济指标，对下将8大指标分解为64项指标承包给各车间组室和专业组，再由车间组室、专业组把64条指标分解为近1000条小指标落实到每个岗位和职工。考核的办法为百分制。而在此之前，氮肥厂实行的是“三条龙”（化工车间、石灰窑、设备管理）联产联责经济责任制。

　　 如此一来，连做饭的厨师们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2年，新都氮肥厂上缴国库83.3万元，上缴县财政86.7万元，分别比1981年增长15.4%、42%，而企业分成78万元，则比上年增长了137%。

　　 但1983年“利改税”实行后，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为此，县工业交通总公司一方面提醒企业留成将随之减少，另一方面希望企业改变过去主要靠数量增长的办法，向产品结构调整和换代要效益。在1983年的数据基础上，新都县氮肥厂与县工交局签署了产值四年翻番的经济承包责任书，“从84年起，每年递增5%以上的超利部分，由县财政返还超利部分的70%给企业，一定四年不变”。

　　 为更好促进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新都规定凡是向局承包了翻番任务的企业，从1985年元月起，企业工人实现岗位津贴，干部实现职务津贴。据记者了解，氮肥厂每月发给厂长、书记职务津贴35元，副职30元。这个职务津贴在新都大部分企业中属于最高，普遍是正职10元、副职8元。在完成承包指标后，根据超指标幅度，职务津贴标准分别再增加一个梯级。但是完不成对局的承包指标，则应该全部退回当年领取的岗位津贴和职务津贴。

　　 更大的“诱惑”是送给了企业厂长、书记个人。新都承诺，氮肥厂1985年利润达到380万元，厂长、书记各奖现金6000元；但对完不成承包计划的企业，厂长、书记差一扣二，做到“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1982年，新都氮肥厂有职工477人。到1985年，职工达到826人。三年时间，人数增加近了一倍。赵兴国告诉记者，1985年开始，氮肥厂危机显现，“当年，全国化肥滞销，许多厂家关停并转，勉强能够生存下来的厂家也困难重重。原燃材料紧俏，价格上涨，千方百计搞回来，生产出的产品却卖不出去，新都氮肥厂出现积压”。

　　 那是一段痛苦“挣扎期”的开始。

　　 在市场经济越掀越大的浪潮里，新都氮肥厂就像一叶扁舟，浮沉不定。虽然产品结构还算比较合理，销售网络也比较健全，问题就出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旧有管理模式上。赵兴国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时间每天工作就是敲碎结成“饼干”的化肥。

　　 截止至1999年被玖源收购前，新都氮肥厂职工数已达1200名，“职工多，干部也多，人浮于事，很多人没有安心工作，相反都想从企业捞点油水”，赵兴国叹了一口气，“总资产虽有1.66亿元，但总负债近1.9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119%”。

　　 有人说氮肥厂要破产了，也有人看出问题症结，认为氮肥厂成了一条“休克鱼”——事实上，在被玖源收购的当年年底，新都氮肥厂就实现了超百万利润。

　　 2007年，成都玖源化工实现总产值3.6亿元，外销产品27.65万吨，创出了继2005年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新高，其中合成氨产品达到8.23万吨。

　　 34年来，县属小氮肥厂已长成了一个大中型化工企业。

　　 “准备献了青春再献终生”的赵兴国告诉记者，自己年薪现虽已超过十万，但与同行同位的人相比，他觉得并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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