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灏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有些迷离和彷徨的一年。中国经济学界曾经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西方经济学所提供的市场发展模式。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人所提出的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大量争议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一度被奉为圭臬。然而在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许多人认为，偶像已近黄昏。

　　 一般人以为，西方经济学的中心理念似乎就是全面推进自由市场化经济，主张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进而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还有看法说，当前的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经济学的自信，也造成对金融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质疑。过去中国从西方学到有用的经验，现在则似乎要从西方的错误中学到教训。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被认为是国内经济学界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有大量论述美国和西方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以及中国应采取相应经济策略的意见见诸媒体，很多人认为读他的东西受益匪浅。他的看法，他的预测，被认为十分独特并且比较能解释一些经济现象。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还曾邀请王建讲解虚拟经济的相关问题。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正面临的种种困境，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王建此前很多判断。

　　转变早就应该发生了

　　 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2008年10月29日，在央行宣布再次降息之后，王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王建在访谈中说道：“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前的中国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当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钢铁、电力、能源、汽车、住房都过剩，表现为大面积的价格下降，供求关系已开始发生显著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采用罗斯福新政当时的思路，扩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扩大需求应该不是继续增加过剩供给的路子。比如罗斯福新政当时搞的主要就是修建高速公路。今天的美国高速公路网主要就是那时修建的，其对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小。中国现在推出2万亿元铁路建设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进行城市化建设，其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接着，一周之后，11月5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投资4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主要就是铁路2万亿、高速公路1万亿、城市建设改造，等等。王建的建议几乎都被采纳。

　　 有分析人士据此认为王建的意见“一定影响了国务院决策”。但王建对此未置可否，不过他建议人们仔细研究他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应采取罗斯福新政式举措”的政策主张。

　　 王建坚持他当时的看法：虽然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危机的形态，还是摆脱危机的道路，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不能因此就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政策取向来看，其主要还是着眼于短期变量的调整。但如果仅仅针对股市楼市出台一些调税降息的政策，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没有类似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的经济振兴方案，就不足以应对现在这样空前的经济衰退和生产过剩。

　　　 那么，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什么？人们知道罗斯福新政曾有效地缓解了收入差距的矛盾。新政中所涉及的救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措施，为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促使美国向福利化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否同样可以给中国挽救当前经济颓势和进行今后的经济改革以一定的启示？

　　 2008年初王建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宏观经济必须转轨》。其中他讲道，宏观经济必须转轨是因为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变化。过去传统体制下，消费扩张是无限的，投资扩张也是无限的。过去中国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中，但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因为产权关系、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全面过剩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候研究资本主义如何解决生产过剩的那一套办法，可以发现，其对于中国研究制定宏观经济战略具有空前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建还认为中国应更有力地刺激经济。“我们现在是到了必须考虑如何实行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之政策的时候了。”

　　 如果总需求管理政策真的有效，那么实际上这些政策是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政策观。现在的大危机把新凯恩斯主义者推到了历史的浪尖，克鲁格曼因为获得诺奖而必然成为标志性人物。但新凯恩斯主义者能够让凯恩斯复活吗？机会已经摆在眼前。要让凯恩斯真正复活，需要看经济学家们能否把经济尽快带出大危机。

　　 在上世纪经济危机大潮中走红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增长”。英国《独立报》日前载文提出了“大问题”：凯恩斯是谁？文章实际是想说，凯恩斯的办法或许能理清目前的经济谜团。凯恩斯及其学说似乎又在危机中回归。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向被西方世界视为忌讳的“社会主义”一词，居然成了美国2008年度第三热门词汇;而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资本论》竟成了畅销书，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

　　 这些都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让西方经济学界陷入了极大困惑，正如《泰晤士报》一篇文章所说，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某种根本变化。而在深重危机中，带有凯恩斯色彩的“政府干预政策”还能否发挥作用？发展经济究竟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救助之手，抑或是“两手都要硬”？

　　 面对一些质疑，王建与《华夏时报》记者曾有如下一段对话。

　　 华夏时报：追溯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起源,是否可以认为,美国本次金融危机已经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国家主义复辟？

　　 王建：美国目前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是不得已为之，其实质是用老百姓的钱填华尔街那些金融资本家的腰包，并不是要搞什么社会主义，还是在维护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

　　 华夏时报：追溯货币供应学派的来龙去脉,弗里德曼对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影响,现在是否应该到了需要终结的时候？

　　 王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要求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要与物质与服务的供给增长同步，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转移出去，只能走用金融杠杆创造金融商品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做物质产品交换的路，这就导致了货币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脱节，所以货币主义的理论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早就被抛弃了，或者说弗氏的理论只是物质资本主义时代适用的理论。中国目前虽然还处在发展物质产业的时代，因为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脱离不了全球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这个大背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这个转变早就应该发生了。

　　贴近现实的预测

　　　 　许多人发现，在过去的这个十分特殊的一年里，王建的很多判断确有些预见性。

　　 2008年2月，王建在一次演讲中说，2008年是中国投资的收尾，投资需求下降，而供给大幅度的增长，供给能力大幅度的释放，这样需求和供给的格局就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如果到来的话，会不会有严重的生产过剩的情况出现？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2007年防通胀、防过热的时候，其实就是防过热，但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要防过热，同时要防过冷。防过热就是周期性的变化到了末尾，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个是内生性的原因。

　　 2008年3月，王建撰文指出，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伤害了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始终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

　　 王建认为，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能够持续5年之久的两大基本需求因素，如果这两大需求在2008年乃至2009年继续显著下滑，中国就真是遇到“内外需紧缩双碰头”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了。如果说2007年我们还有理由争论中国经济是“趋冷”还是“趋热”，那么目前我们应该结束这个争论了，并且也许应该立即采取“从宽”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发生内外需紧缩的情况下应采取怎样的刺激措施，王建在以往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多次，后来他又再次强调，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伤害了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始终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

　　 王建当时还特别提出，“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不利局面，有可能成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对此应妥善应对。

　　 从2007年直到今年上半年，通胀一直走高，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放在压缩通胀方面，央行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货币紧缩。到了2008年10月，王建再次提出，货币政策过紧了。他表示，200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放松的措施，但实际上我们采取了更大力度的紧缩。在下滑的势头已经出现了以后，没有及时察觉，还认为通胀是一个过热的标志，结果继续采取紧缩政策，这相当于加速了经济的下滑势头。加速下滑到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在外部因素压迫下下滑，进入一个自主性的、更大的收缩阶段了。

　　 “我的看法是，现在那么多企业频繁倒闭的原因就是货币太紧，得不到贷款。但是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观察者还认为经济下滑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认为通胀是大问题，还要把通胀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增长没有问题，甚至还有过热的风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很多，这是我比较担心的。打个比方，你已经是肺炎了，可还认为是感冒初期，应该吃治疗肺炎的药、打点滴，但还吃板蓝根，那行吗？”

　　 所以王建认为，到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有些晚了。当然关键还是看政策会怎样，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快，我们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振兴经济的方案，能够提振人心，而且确实创造了需求的话，政策效应可能更快一些。

　　 当然，在王建看来，中国经济的危险不只在于生产过剩下的危机和外部的金融泡沫破裂，使我们的贸易需求消失，这并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当投资需求下降，外部需求也下滑以后，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新需求，这个新需求就是把内需提振起来。这绝对不是说降几个百分点的利率，降一点存款准备金率，搞一点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够了，这些政策是宏观的、短期的，它有效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创造非常巨大的需求，王建认为这个需求就是城市化。

　　 当中国的各项指标上半年都还在世界排名前列时，王建却表示，一旦这些指标开始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国外会怎么看中国？国际资本的投资还会来吗？有人说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1万亿是热钱，那么“当你的指标都不被看好的时候，这些热钱还能在你这儿待着吗？你还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大麻烦”。

　　 2008年12月16日，王建发表文章再次提出，目前中国和世界经济中所发生的问题，都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没有遇到过的，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超越实践的发展，关键在于要及时调整，而且中国政府也正在作出正确的调整。

　　 王建认为，只要经济刺激计划的总量够、方向正确，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在2009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中最先复苏，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惟一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他指出，政府投资方向的选择非常重要，否则救不了眼前又会给今后留下麻烦。例如，如果投资增加到长线产业就会加重未来的生产过剩。

　　 王建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的时间最长可能会持续到2009年三季度，到2009年年底，中国经济将出现上升势头，而且可能是在此轮全球经济萧条中惟一能在2009年出现复苏势头的国家。

　　 我们从王建2008年的思想演变过程，看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思想脉络：从华盛顿共识到罗斯福归来，从货币供应学派到凯恩斯和熊彼特复活。

　　中国将为世界贡献经济理论

　　 早在1987年王建就提出了“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成为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学界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王建因其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和被高层采纳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30年中在对外经济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确融合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智慧，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家在建言献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足或失误，其原因自然有很多。而官员们也不应只听取某个经济学家的片言只语，否则无法保证科学决策的形成。

　　 那么，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理论？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要强调创新，要根据具体的国情来研究问题，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

　　 30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如对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都没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时代，给了中国经济学家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中国经济学家应勇于创造自己的现代经济理论。

　　 11月23日，148位中国知名学者投票选出了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舆论认为这在相当意义上表达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过去30年的集体致敬。

　　 中国人的确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多年来在国内实际上既显要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看，这更是一个低调恭谦的耕耘者群体，他们的学术荣誉获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有赖于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非凡成就。

　　 因此，未来将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经济理论的时代。

　　 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质上仍是一个发展问题，中国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国要崛起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既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包括许多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而不只是简单地把外国经济理论（如货币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更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段。中国经济学界需要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框框，建立以民众的消费和投资理财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思想。

　　 “思想”是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思想就是教科书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然而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不落传统意识形态窠臼，争论往往不在体制内而在民间，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所在多有。

　　 思想有力量，但光有思想是不够的。因此，萨特说：行动就是一切。

　　 2009年，期待着中国经济学界有更出色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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