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筒子楼”，也许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说不太清楚，可能会有模糊的印象。因为对于80后出生的人来说，还呆在“筒子楼”里的时光更多的可能仍在襁褓里，或是还在流着鼻涕要糖吃。“筒子楼”这种建筑一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些工厂和学校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问题而兴建的。“筒子楼”中间有着瘦长的走廊，走廊两侧肋骨式的房间一间间次第排开，而卫生间和厨房还是公用的。调皮的小孩们就在走廊里从头打闹到尾，一家做饭菜的香味儿也在走廊里蔓延至整座楼。而随着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住宅小区拔地而起，那个时候标志性的“筒子楼”就逐渐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居民住房还是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人们的住房观念仍然是“等、靠、要”。 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单位是否给分房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和生存质量。而由于福利分房是“香饽饽”，很难做到普遍性，居民住房形势仍然很严峻。

　　1988—1998：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郭先生一家和房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到了1992年，因为之前住的单位宿舍筒子楼要重新拆建，郭先生所在的单位就给郭先生分了一套位于东直门的4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居。在彻底结束福利分房制度之后，2000年郭先生买了下这套房子，真正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今一家人仍然住在这里。房子的设备如今是一应俱全，虽然房子面积不大，但是“住得久了也便有感情了”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这意味着“新住房时代”正式开始了。国家的住房政策出现了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

　　而到了90年代初，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住房面积开始大幅上升，1998年人均达13.4平方米，基本消除了无房户。

　　真正的拐点在1998年。当年7月份，经过近20年的试点和经验摸索后，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而改为货币化分配，同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公积金制度的具体措施是：政府为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钱由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这些钱由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向企业建房和个人购房发放贷款。而后，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确有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只有8.6%；而在1994年到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1998—2008：住房需求多样化

　　如今，郭先生家已经有了两套住房。一套自己居住，另外一套出租，自己当房东。早已不复当年没房住的艰难日子了。但郭先生的女儿已经到了婚嫁之年，对于这小两口而言，房子自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面对如今的高房价，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近年来北京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外来需求。中央单位在京人员、外省人及每年大量高校留京毕业生、甚至是境外需求等的购买力均对北京市住宅市场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其他城市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而自从 1998年，在中国沿袭了约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寿终正寝，中国房改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之后，许多人的住房轨迹也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00年2月，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终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住房实物分配在全国已经停止。但房改制度层面的彻底转身，使中国百姓在告别了以往拥挤的居住记忆之后，又迎来了高房价的冲击。

　　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能拥有自己的房子，2007年，中国房改编年史上又迎来了一个关键点。当年的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新加坡考察其住房制度。 此后，一系列构建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文件相继出台。而到了2008年2月，北京市正式公示了《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至此，北京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三类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北京新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得以确立。而全国各城市也都在探索本地的住房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