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地方公务员加薪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成为社会关注点。

　　 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

　　 说它是老问题，是因为在2006年7月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同时，开始清理规范中央机关、各省市的津贴补贴发放，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目的有两个，一是协调同级政府不同部门的津贴补贴水平，二是协调不同地区的公务员收入水平。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在进行的公务员加薪动作，是在继续没有完成的清理规范和重新设定标准的工作，是并不出格的计划内工作。

　　 但是，说它是新问题，是因为某些地方给公务员加薪打着“扩大内需”的旗号，以求取得社会心理平衡和为加薪进程取得政治合法性。尤其是此前有媒体刊载消息说“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而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这个方案中涉及“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使地方政府给公务员加薪看起来似乎更加名正言顺，来的是如此自然。

　　 问题的麻烦在于，“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说法甫一出炉就招致了广泛质疑。怀疑中央财力的看法几乎没有，但怀疑落实机制的看法大有人在且大同小异：在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下，政府能够掌控工资发放额度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至多再加上各级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单位，而其他单位的工资状况政府不能也无权插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方面对此项说辞充满疑惑，另一方面预期政府可能着手提高公务员工资。

　　 虽然后来国家发改委否认了上述新闻的真实性，但给公务员加薪的消息却纷至沓来，没有逃出群众深邃而明亮的眼睛。在金融危机影响日甚的情况下，各项经济指标的不景气程度已经超过官方预期，特别是很多企业开始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工“返乡潮”提前到来。就业本来就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裁员乃至倒闭的行为，当然给这项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以至于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要求经营困难的企业应按照“先降薪再裁员”的步骤，尽可能减少裁员。

　　 实事求是地讲，地方政府明确允许降低工人工资，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但是，公务员却逆势加薪，显然对社会和谐有些冲击，特别是对那些有失业压力的人们的心理刺激很强大。从这个角度讲，那些不是在预定的3年计划内的加薪和虽在计划内却提高加薪幅度的行为，简直就是趁火打劫。不妨做个比喻，在有些人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有些人却以国家的名义要吃得更好。

　　 关于公务员的好处已经不需多讲，且不说公费医疗、住房补助、个人成长等优点，单是没有失业之虞这一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下，就足以让身在其外的无数人艳羡不已了。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讲，给公务员加薪甚至都不能算作最有效率的做法。社会学家早就有过统计，公务员在发达省份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在欠发达省份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从一个社会阶层来看，无论在哪个省份都算得上中等阶层，他们的消费欲望并不是那么强烈。反倒是那些弱势群体、中下阶层，他们必须置备生产与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的收入有所提高，更可能投入消费而扩大内需。何况，这种分配方式更符合提高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执政理念和方向。

　　 当然，从理想的状态来说，所有人都受益那将是最好的社会结果，所有阶层都能享受到发展果实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问题是，在达不到这种境界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即在最大程度上达到社会和谐，优先照顾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们，求得一个折中结果。

　　 公务员是这个社会有序运转的栋梁，他们很多人也不容易，给他们加薪也属正常，但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政府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让不能过冬的人们能够顺利地度过冬天，大家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春天。胡锦涛主席11月15日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题目或许我们应该铭记，即“通力合作，共度时艰”，这虽然是表达在金融危机下中国与世界的态度，其实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的态度。

　　本报评论员 商 灏

　　 在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连续大幅走低一度引发各种猜想。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不标志着官方汇率政策的调整，也不意味着人民币由此将进入持续下行轨道，而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政治信号，表明中国今后在汇率问题上将进一步强化市场主导的原则，并告诉美国即将上台的新政府：不要一味施压中国让人民币升值。

　　 由此可见美国财长保尔森“让人民币继续升值并且开放市场至关重要”的言论，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前不久关于中国不排除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来刺激出口的表述，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挑战意味的姿态。

　　 而商务部高官近日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有稍微小幅度的波动“完全正常”，中国不依靠贬值来推动出口的说法，则似乎要向外界证明，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外部需求持续降温的大格局下，中国的判断十分清楚：即便让本币大幅贬值，也不可能达到刺激出口的效果。

　　 这几乎同时也在表明，那些有关中国汇率政策已进入了汇改开始后的升值——盘整——贬值周期的猜测，虽然缺乏很充分的证据，但人民币汇率在当前的市场局势之下，面对未来几乎存在无穷的可能性，如同一个已被打乱的魔方，怎样转动最终都可能恢复原状，也可能状态越来越混乱。

　　 毫无疑问，人民币所呈现的突然向下波动的趋势，更多来自市场自身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市场规律，让市场不要一味片面地认为人民币只涨不跌。说到底，汇率只是一个价格，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让市场来决定汇率的水平，让汇率的波动更多反映外汇供求的基本面，必然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单边式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就是热钱流入、资本市场泡沫、宏观经济不稳、通胀，等等。我们现在要改变这种局面，让汇率双向波动，让投机者难以得到很明确利益。因为这有利于减少热钱流入，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也有利于货币政策操作。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显然必须充分应用。

　　 人民币升值一直是欧美国家所强烈期盼的，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在关键时刻中国还是顶住了外部压力，没有让人民币无休止地升值。美国人保尔森认为中国应在所谓当前转变经济增长结构的最佳时机，只在内需上有所改进，就不必再依赖出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大为减小，这样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作为一个庞大的购买者，对于过度消费的美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看看中国现在沿海出口商大量倒闭，民工回乡潮日渐高涨，保尔森就应知道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程度。人民币迅速升值，虽可能挤出那些靠恶性价格竞争的劣质企业，同时也可能缓解资本的大量流入，却也可能影响在华外商的直接投资水平，影响中国的出口产业，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中国民众就业率。

　　 中国曾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坚持人民币稳定，不仅保住了自身的繁荣，也限制了危机的蔓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提升了人民币的影响力。不过在那场区域性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欧洲两大经济体受到影响有限。今非昔比，如果坚持汇率的稳定，贸易摩擦成本加大，流动性过剩压力会提升，过多流动性和国际收支顺差一起，也会对中国物价稳定构成威胁。

　　 从国际公法的层面看，理论上通常认为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定义其货币，决定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国际法并没有禁止国内立法者处理这些事务的自由决定权，也没有将国家采取或实施这些措施作为国际违法行为对待。

　　 特别在中国国情的制约下，拉动内需的效果远不及优惠的出口政策见效快，而在升值与保持稳定都不太现实的情况下，采取贬值策略的可能性必然增加。

　　 汇率贬值在短时间内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缓解就业压力以及复苏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竞争者完全可以跟随中国的战略，这样所导致的贸易摩擦也可能会令中国整个汇率政策得不偿失。不仅欧美理所当然将采取对立的报复政策，中国企业资本控制成本加大也将导致风险迅速增加。此外，若贬值预期成真，中国国内资本外流必然势不可挡，这对于正在大规模投入资金力图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政府宏调无疑十分不利。

　　 基于以上原因，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任何转变都存在巨大风险。深知其中三昧的中国官方或许并不急于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下改变汇率政策，而是看到在当前世界经济经历重大调整以及美国政府换届的特定时期，正是人民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新契机，人民币汇率改革正迎来新起点。

　　 善将汇率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美国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中国一向有很大分歧。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真正的目标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要求中国更多开放金融领域、金融市场。

　　 但与汇率问题一样，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如果美国在不愿意对中国资本开放的情况下，还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显然缺乏说服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也应是双向的。如果要求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在汇率调整方面多承担一定义务，那美国应该拿什么来与中国增加承担的义务进行交换呢？

　　 美国人肯定不愿改革自己的货币体系，因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中国也不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美元固然还是全球的主要货币。但中国必须抓住机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因此，人民币贬值是中国的一种主权自由，如何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也是中国汇率政策当下正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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