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 高春量 周晓艳

　　——来自广电业的案例研究(下)

　　三、垄断的结果

　　(一)限制广告业发展

　　国家工商局认为实行广告代理制，将使广告行业内部分工更为合理。1997年-2005年间，相比广告代理公司，媒体代理公司市场更趋于集中。必须指出的是，在媒体代理商中集中度排名靠前的均为电视台，因而所谓市场集中度只是在系统内部对市场格局的划分，竞争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竞争。由于专门有经营广告的部门，国有媒体集承揽与发布广告于一身，广告代理商难以与之竞争，自然也无法顺利推动代理制。目前，跨国广告代理商也已具有较强竞争力，在我国6万多家广告公司中，跨国广告代理商虽只占了0.5%，但这300多家外资公司，却占有近30%的广告市场。

　　2006年，我国十大广告代理商主要集中于合资和国有经济之中，其营业收入占营业额比重相对较低，约为9%-28%，营业额中的大部分支付给了播放平台。十大广告代理商除了未来广告公司之外，几乎全是外资与中方的合资企业。我们希望能够查到与外方广告公司合资的中方股东身份，但只获得较少数据。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外资更青睐于和体制内关系较为密切的资本合作，如光明日报、中国广告公司。这种结果从资本和制度两个层面确立了国有经济或外资的垄断地位。

　　广告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门，也是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如果继续延续现有发展格局，我国广告业很可能形成以国外资本与国内平台合作企业为主、数量众多而规模偏小的民营广告公司尾随其后的市场格局。

　　(二)限制影视业发展

　　2006年，我国生产电视剧13840集，仅播出一半，剩下7000集左右的电视剧没有着落。2007年，仅在已报送审批的1.7万集中，就有近1万集不能播出。以未播出电视剧平均每集制作成本35万元计算，1年有1万集未播出，就意味着30多亿元资金的浪费。如果再算上还有一批未经报批就投入拍摄的电视剧，资金浪费更是令人震惊。

　　在2005年全国广播电视剧制作投资额中，国家投资占到47%，而社会投资仅占到33.4%。国家投资电视剧并无不妥，但较高的份额颇令人意外。显然，国家投资份额较大从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民营影视公司的进入。另外，随着44号令等政策的放开，大批国际传媒集团纷纷进军中国影视行业，与国内媒体在新闻资源、受众群体、广告市场和人才竞争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将提高国内电视节目的制作成本。且国际传媒巨头更乐意选择与拥有播出平台的国有广电企业合作，让绝大多数在国有电视台面前处于弱势的民营公司遭遇重创，也使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华纳和中影以及横店集团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三)垄断与福利损失

　　电视台的垄断行为会带来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降低整体福利水平。余晖、姜付秀曾对产业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过系统研究，在本文看来，电视台垄断行为与之相仿。但由于事业单位垄断的复杂性，使得估算广电部门所产生的福利损失很困难：一是缺乏足够数据，使得福利损失统计困难；二是由于广电部门财政拨款规模较小，经营收入部分也有较大部分被用于农村和西部广电建设，这也为确定福利损失增加了难度。

　　若假定垄断部门员工收入相对较高，则可通过员工报酬水平进行粗略分析。2005年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人均收入为3.7万元(央视直属广电总局)，而2005年全国人均从业人员报酬为2.01万元，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广播电台的收入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关于此方面的比较仍需指出其中包含了广播电台的从业人员报酬，而广播电台的广告收入相对较少，如2005年全国广播电台广告收入46.6亿元，而电视台广告收入345.4亿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3%。可以想见，如果将广播与电视收入区分后，电视台从业人员的收入不仅显著高于各地职工的平均工资，也应该显著高于广播电台从业人员的收入。

　　我们也根据2006年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口径计算了各行业收入离差与均值的比例。在参与计算的92个部门中，60个产业部门离差为负，在离差为正的产业部门中，收入离差较高的部门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行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52)；二是垄断因素，如烟草制造业(0.94)等。而广播、电影、电视和音像业结果为0.06，我们认为相比之下，垄断是导致该部门高收益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政策建议

　　由广电案例，可推知限制事业单位垄断行为须同时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明确区分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是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的前提。在我国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中，大都同时具有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两种属性。凡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共服务应由财政承担，而可以市场化供给的则由民间资本提供。其次，明晰资产产权。明确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各自所使用的投入是改革的关键。投入包括资产、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相比之下，人力资源分割难度较大。由于我国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模式，现有人力资源的身份模糊，既可以是公务员，又可以转为集团管理层。倘若人力资源边界不能清晰划定，改革难见成效。再其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改变寻租分利制度安排。调整支出结构是建立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当支出结构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占有较大比重时，寻租和分利的动机将会弱化。最后，财政安排应回归公共财政。矫正扭曲的激励机制安排是限制事业单位垄断行为的又一关键。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之初由于财政能力匮乏而被迫选择市场化运作，可视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财政缺口，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提高，增量财政收入并未弥补财政公共服务开支缺口，因此增量资金安排应考虑弥补这一缺口。

　　(本文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