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西官员眼中的广东“思想解放”

　　■本报记者 张帆

　　 广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山西柳林，一个中部正在发展中的小县。今年5月，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安排，柳林县委书记李润林赴广州市花都区挂职锻炼。三个月时间，这个深处内地的官员有怎样的思考？在他眼中，中部与西部的官场有怎样的不同？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首部政论体纪实文学《执政能力》的主人公，又如何看待广东政府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思想解放”？

　　山西、广东官场大不同

　　 中国经济时报：从山西到广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润林：整体感觉，山西正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努力，而广东却已经在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了。

　　 广州的干部大都来自五湖四海，不排斥外地人，花都提出“大器包容”。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不仅奠定了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提升了发展的品味。而我们山西干部的交流是小循环，本地化倾向还比较严重。我想，这与历史文化渊源有一定的关系。

　　 广东老百姓开放意识比山西的强烈，群众自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是发展的最大优势。招商引资让我这个山西人十分眼红，我在花都乡镇调研时，看到的是通过招、拍、挂优中选优。广东是“提着篮子去选菜”，而我们山西一度是“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广东的干部是被企业家和群众推着走、牵着走、逼着走。山西是主体易位，干部带头推着、牵着、逼着群众走。

　　 山西干部谋发展的信心很足，精神状态很好。我们柳林县工资水平远不及花都，但按政策全部兑现了，大家都觉得分享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而我所接触到的广东干部普遍还嫌工资低。

　　 这让我觉得很有趣，山西干部抱负多，广东干部抱怨多。广东正在进入关键时期，基层干部既有向更高目标追求的愿望，但有的干部又表现出工作上的惰性。有的干部8小时之外无所事事，喝茶、打麻将多，健康向上的生活少。广东干部吃请请吃是自娱自乐，山西干部是公务应酬的饭局多，是无可奈何的陪吃陪喝。当然这里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也未可知。

　　解放思想要体现“为谁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您怎样理解广东提出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李润林：在我这个山西人看来，广东经济够发达，思想够开放，为什么还要“继续解放思想”？这次来广东挂职，我听到和看到许多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牌不太景气。内地人是来广东打工的，广东却给外国人“打工”。在全国许多地方对广东高山仰止的同时，殊不知广东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近年全国百强县大量出自江苏、浙江、山东，中部地区的县、市也榜上有名，广东却寥若晨星。广东全民创业的气氛很浓，而满天“星星”不见“月亮”。如何做大做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依靠自主创新发展壮大？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故步自封。

　　 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消除的是“左”和“右”的担忧，第二次思想解放解决的是姓“社”和姓“资”的分歧，广东正在进行的思想大解放，如果成为我国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先导，应该是解决为“官”还是为“民”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为谁发展”的问题。

　　 老百姓希望又好又快，领导干部多数注重快而忽视好，还是放不下利益与政绩的包袱。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干部。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一问三不知”现象：一是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知情”；二是深入基层但不深入群众，身入不深入，与广大群众“不知心”；三是少数干部私欲膨胀，追逐名权利 “不知足”。

　　 我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叫制度作秀。各项工作考核制度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看起来眼花缭乱，但实际上好多事只对过程负责，不对结果负责，这样老百姓并不满意。

　　 许多地方都把城市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突出城市的宜居、休闲功能，这是对的。但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评价，不能楼房变高了、街道变宽了，而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在城市建设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享受不到城市建设带来的成果和实惠，困难群体望楼兴叹，无安身立足之地，城市只是富人的天堂，而不是困难户的乐园。就算城市建设得再漂亮，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