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断言：3年内他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此言成真

　　■爱德华·L·格拉瑟(Edward L. Glaeser) 文

　　如果有的话，也很少有哪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获奖之前能够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样已经声名显赫。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受到成千上万读者的喜爱；他在大量深受欢迎的著作中非常善辩并大谈特谈经济政策。但是，这些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颁发给他这一奖项，目的就是向这位在经济贸易和地理学领域产生了真正巨大影响的人物表示敬意。作为一名民众熟悉的知识分子，克鲁格曼先生的名声不应该让任何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们了解他对经济研究的巨大贡献，因为他们经常阅读他的专栏文章。

　　契合世界

　　获得诺贝尔奖让他的两大独特而又相互关联的贡献大放光彩：克鲁格曼先生发展了“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在“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在经济学中，国际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众多领域的历史中，人们一直使用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s）和比较优势论（comparative advantage）来解释贸易模式。为什么英国出口羊毛，而葡萄牙却出口葡萄酒？约克郡（Yorkshire）寒冷的冬天造就了皮毛柔软的绵羊，而杜罗河（Douro）的河岸则有利于生产优质的葡萄。不过，比较优势却无法解释大量存在的现代国际贸易，尤其无法解释产业内部的贸易往来。

　　在1979年和1980年，克鲁格曼先生分别发表了两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章，解释了为什么丰田汽车（Toyota）会销往德国，而奔驰汽车（Mercedes-Benz）会销往日本。克鲁格曼先生首先使用了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ain）垄断竞争模型中的一个变量。在这个模型中，每一家公司都销售略微不同的物品——英菲尼迪（Infiniti）和宝马（BMW）并不完全一样。生产成本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销售量越大，生产商的生产效率就越高。最终，客户们喜欢多样化的选择。所以，即使他们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拥有大量性能优良的汽车，有时候他们仍然希望拥有一些带有日耳曼味道的东西。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与世界上的贸易模式相媲美的框架。这个框架优于19世纪时大卫·里卡多（David Ricardo）提出的框架，也优于20世纪中叶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的框架。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的3位巨人中有两位是瑞典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瑞典人非常看重他们自己提出的贸易理论，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承认克鲁格曼先生是一位巨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实、典雅

　　克鲁格曼先生的贸易模型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领域的标准和权威，不仅是因为这些模型更适合这个世界，而且还因为它们是数学模型的典范。这些模型将现实主义、典雅和容易处理合为一体，可以为后来出现的成千上万的贸易、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论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991年，克鲁格曼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这篇论文首次探讨了同时考虑跨越空间的贸易和民众及公司的位置，并且为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内部协调的、严密的数学模型。我一直认为，这是哈佛大学研究城市经济学的博士生们能够认真回味的仅有的两个模型中的一个。

　　该模型开始时使用了几个与“新贸易理论”完全相同的要素：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学和多样化。除此之外，克鲁格曼先生补充了一个要素：工人可以跨越空间和行业自由流动。因为工人可以流动，所以他们在各地的实际收入基本相等。在纽约，人们的收入相对高一些，但是较高的住房价格抵消了高出的部分。这篇论文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这样就可以理解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公司和工人都朝着同一个地方聚集，这样就可以降低运输物品所需要的运输费用。例如，服装工业选址在纽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纺织品贸易，因为已经有大量的客户生活在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里。

　　当然，我们并非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地理学的良好模型既需要向心力，也需要离心力。在克鲁格曼先生的模型中，人口被分散开来是因为人们渴望接近自然输入，比如土地或者煤矿。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将自己的收割机公司由弗吉尼亚迁移到芝加哥，目的就是为了更加接近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客户。后来的模型与交通堵塞和其他限制大规模城市地区发展的力量结合起来。克鲁格曼先生的模型得到验证，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该模型被人们引用了数千次。

　　民众爱 政敌恨

　　在公众角色方面，保罗·克鲁格曼经常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人物：既得到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喜爱，同时也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憎恨。至今，看到那幅古老的纽约政治讽刺漫画我都会发笑。漫画中，一位富翁向另一位说，他得到的选票将会抵消保罗·克鲁格曼的选票，这让他感到一丝满足。在这个分化不大的研究世界中，克鲁格曼先生所开展的经济研究已经大放光芒，但是释放出来的热量却少得多。他的论文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在创造两个独特的领域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获得诺贝尔奖绝对是理所当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曾经有一次，我跟别人打赌，就认为他一定会成为哈佛大学里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NYT 陈战 译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后他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经济学的专业课修得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个人问题，他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就奔赴耶鲁大学任教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自信，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并没有注意，而是在相互交谈。渐渐地，人们安静下来，专心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1982年，克鲁格曼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不过，他发现自己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的《期望减少的年代》一经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做商业咨询。此时，他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雄心勃勃地想把它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3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