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文

　　既然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已认识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最佳用途是对银行业体系进行资本重组，那么准确阐明该计划应如何实施十分重要。由于这并非保尔森最初策略的组成部分，因此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即该计划结构不当，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在金融市场濒临崩盘之际，让成功资本重组的前景清晰可见，这一点至关重要。

　　以下谈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应如何实施的问题。保尔森应从要求银行业监管机构提供各银行估算数据着手，弄清楚它们需要多少额外的资本金，才能达到法定8%的资本金充足率要求。监管机构对这些银行的情况较为熟悉，正积极审核并收集信息。如果得到有关使用何种假设的明确指令，银行业监管机构将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估测数据。对规模较小、较为简单的金融机构的估测数据将较为可靠，而对花旗银行(Citi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机构，则需要一些臆测。

　　其后，具备偿付能力的银行管理层可以选择自行筹集额外的资本金或求助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该计划将明确其愿意认购新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的条款。（可转换股票好于权证，因为以后这些银行应该不需要额外注资。）优先股的息率应较低，比如5%，以免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新股发行将稀释现有股东的权益，但他们将按照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相同的条款，获得优先认购权，如果他们愿意并能够拿出额外的资金，那么他们的权益就不会被稀释。这种权利可以转移，如果条款设定合理，其他投资者也会愿意认购。

　　通过这种方式，7000亿美元应足以对整个银行业体系进行资本重组，并且有用以购买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并持有至到期的资金。由于资不抵债的银行不具备进行资本重组的资格，因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肯定会要求注资。

　　在实施资本重组计划的同时，政府将降低最低资本金要求，以便银行争取新业务。此外，美联储(Fed)还要为具备资本重组资格的银行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这将使银行间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并使得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利差回到正常水平，同时降低与Libor挂钩的企业贷款及抵押贷款利率——目前这些贷款利率水平过高。

　　房地产价格的跌幅过大，可能会影响银行资本重组计划的成功。为了使丧失抵押赎回比例降至最低水平，同时从根本上重组存在重大缺陷的美国抵押贷款融资体系，需要采取另外一套措施。将上述两套措施结合使用，也无法避免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已遭受重创，而近来发生的事情也让普通公众受到了伤害——但他们会缩短衰退持续的时间，并减轻其严重程度。一旦经济恢复正常，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将再度提高。

　　国际金融体系也需要修正，但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欧洲已经意识到，需要一个银行间信贷的政府安全网络，来完善欧元体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发现自己肩负着一项新的使命：保护那些处于风暴中心外围的国家。

　　对难以定价的证券进行反向拍卖(reverse auction)时出现的任何困难，都不会影响以上概述的资本重组计划。它将有助于经济复苏，并且有可能为纳税人带来水平与我旗下基金相当的回报。但关键是时间。由于总是落在事件的后面，政府已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到他们采取行动时，本能够稳定市场的措施已然失效。只有迅速宣布一整套措施并积极加以实施，局势才能够得到控制。

　　事实胜于雄辩。具体而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亟需援救。美国财政部应认购与三菱(Mitsubishi)入股规模相当的优先股，这些优先股的转换价格高于三菱的收购价。这将挽救三菱入股的交易，并为成功地实施资本重组和抵押贷款改革计划赢得时间(编者注：索罗斯此文英文发表于10月13日，摩根士丹利则于当日获三菱UFJ金融集团90亿美元注资)。

　　[本文作者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长]

　　西方应走社会主义道路

　　■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 文

　　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时期，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正在收购在自由市场上无法生存的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7000亿美元贷款救市、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Bradford & Bingley。多数观察人士将此类金融社会主义视为应急措施——并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公有制需要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其原因在于，欧洲和美国有很多产业和服务性企业不能在全球经济中存活。上世纪80年代，人们常常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得到低质量的下等工作，而西方国家会把更高质量的技术工作留给自己。事实证明，过去20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巴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市场，它们日益成为能够提供高技能高质量工作的地区。

　　在欧美，过去15年新增的许多职位都是低技能的服务性工作。这些职位受到当地消费者不断波动的信用卡债务的制约。在发达国家，失业已成为生活中的严酷现实，而且失业率还会上升。我自己的估算是，到2015年，英国和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将升至约7%，不充分就业率将上升30%。这是保守的估计；我的一些同事[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预测的失业系数更高。即便根据我相对低的估计，这些数字也将给失业和残疾补助带来巨大压力。在欧洲，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上升和劳动力人口的下滑，失业率每上升一点都意味着更多不幸。让我们从政治层面考虑一下吧：失业的人是愤怒暴躁的公民。让我们也从基本的人性考虑一下吧：人们有生产能力才会自尊。

　　我们是如何进入这种乱糟糟的危险局面的呢？欧洲和美国表现不佳，没有为创造新的可持续工作投入必要资金。美国减少了对技术手工业者的职业教育，面对高质量技术手工劳动只能外包或进口的局面却表示惊讶。

　　公司的全球经营模式也削弱了它们的生存能力。管理者被迫密切关注股价波动，不断通过并购调整公司结构，而非进行长线管理。在汽车业，人们常常把丰田(Toyota)和克莱斯勒(Chrysler)作为经营良好与经营糟糕的典范相比较；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外部股东要求对丰田的影响远远小于克莱斯勒。

　　那么，公有制为何是件好事？毕竟，克莱斯勒曾经接受过救援。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员工持股方式也没有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公有制之所以是个好主意，是因为我们现在吞下一颗大大的苦果。在当前形势下，西方经济无法自我维系；就我们所知，私营企业是一台制作粗糙的笨拙机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它就会减少机遇，降低员工的生活水平。不过，为什么是公有制呢？

　　你不能通过闭关锁国来保护就业。按比例计算，受保护产业——在美国有很多——增加的就业机会不比自由市场产业多。类似于金融行业目前所受到的那种监管基本上与扩大就业无关。关键不是限制冒险行为，而是要鼓励投资和创新。这一过程需要资金，需要比严格市场估算认为合理的数目更多的资金。这些额外的资金就是公共投资的切入点。

　　如果这很难接受，那就想想印度。按照西方的算法，印度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建筑、信息科技(IT)和医疗行业，大多人员过剩、效率低下。然而，公共投资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随着它们的壮大，对政府援助的需求已经下降。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通过公共投资促进了本国的增长，而没有担心会干扰自由市场。享受这种资助的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就英国和美国而言，尽管我希望，但却预见不到这样的幸福结局。为了让人们有工作，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政府必须对境况不佳的生产性行业提供永久性支持。相对于有效盈利能力，完全就业对我们的社会更为重要。如果这看上去也难以接受，那就考虑一下以下的选择吧：政府可以将资金投放在失业补助或就业方面——那些从纯粹的商业角度考虑并不合理的工作。

　　从更乐观的角度来说，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社会最终受益于“新政”(New Deal)的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在较短时间内，美国员工找到了支付账单和保留自尊的方法。今天，新政的效果将会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为了员工，向境况不佳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让它们生存下去。

　　(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