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碳成本，大多数行业的许多企业都有机会通过削减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节省成本，从而获利。同时，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也将加强。当企业能够因减少碳排放而获得碳排放配额时，减少碳排放量对企业来说则尤为有利可图。此外，优化现有的资产和产品，重新定位资产组合以及在碳交易中获利都可以对企业在面对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中获得正面的价值收益。

　　节碳商机

　　节碳基金的专家通过深入分析铝材、汽车、啤酒、建筑、消费电子以及石油与天然气六大产业，估计节碳将给这些行业带来市值总合约达7万亿美元的商机。这些行业的变化值得CFO关注。

　　汽车工业 ：由新技术引领的转变

　　在接下来的 40 多年内，汽车乘客的公里数预计要翻一番左右。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汽车的减排量可能需要高达 80%。

　　这会刺激车辆设计和动力系统方面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包括内燃机的改进、混合动力技术甚至电动力或氢动力车辆。 这还可能使生物燃料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土地使用压力可能会对其潜力造成限制。 汽油价格的持续走高(这可能反映了碳成本)或许会让消费者进一步转向更小型和更具能效的车辆。 汽车公司将很有可能投资于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车辆设计。 那些能以最低成本降低车辆排放同时又能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公司将会获得成功。 如果不这样做，则会带来重大的价值风险。

　　铝工业 ：向低碳能源转型

　　铝工业继续保持着强劲增长势头，但铝是碳密集度最大的商品之一，每吨铝的总排放量高达 20tCO2e。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部分，这个排放水平很有可能需要降低。 整个价值链的碳成本负担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因素。 这会为碳密度较低的企业，比如利用水电或核电的企业带来重大优势。

　　任何地区性的碳价格不对称也会在被监管地理区域中造成价值风险，除非及时对进口产品的关税进行调整。 此外，对初级铝的需求也可能显著转向回收材料(回收材料的能耗低 90%)或者日益增多的低碳型替代材料。 成功的公司会迅速转向碳密集度较低的经营模式，并且顺利完成回收方面的投资。 碳密集度较高的经营模式可能面临重大的价值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随着需求萎缩和替代性可再生能源的兴起，部门的核心业务将发生大规模的转变

　　石油及天然气消费要对全球 CO2e 排放总量中的约 30% 负责。 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排放到 2050 年有望翻一番。 该行业自身也负有重大的排放责任(占全球 CO2e 的 5% 左右)。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要求，石油及天然气消费量可能需要在接下来的 20 年中达到顶点，随后必须大幅度降低。 一系列旨在减小石油及天然气惯常需求水平同时促进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措施可能会对该行业造成间接影响。 而对该行业的自身经营所施加的碳成本则可能为其带来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与下游炼制经济相关。

　　在新兴的毗邻业务领域(比如碳的捕获和封存或可再生能源)中可能会有良好机遇，但这种机遇的规模尚不确定，因此本报告未包括它们。 通过预测需求变化和妥善管理新的资本开销，同时进行旨在使经营过程中的碳密集度低于平均水平和旨在实现多元化的投资，成功的企业将可以抑制价值风险。

　　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则会造成重大的价值风险。

　　建筑隔热行业 ：通过推动能效改善来实现积极的需求转变

　　建筑的排放当前占全球总排放的 21% 左右，因此它将是减排行动的关键重点。据预测，发展中地区的建筑业在长期内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旨在推行最低能效标准的定向监管将可能推动该行业的变革。这种监管应大力推动对建筑隔热材料的需求。

　　然而，全面施加的碳成本可能使基本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从而造成消极风险。成功的行业厂商会调整自己的定位，从而在发展市场中实现高增长，并且开发具有更高利润的高附加值产品，同时减小产品的碳排放。如果不实现更高的增长，则会因为原料成本的上升而导致一定的价值风险。

　　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 ：需求可能积极转向电子通讯和控制设备

　　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在近些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增长势头，但电子设备的激增也使得电力需求和相关的排放呈现出不相称的增长趋势。定向监管可能会推行产品能效措施，比如限制最高待机功率或降低电池的热耗。这会给厂商带来某些成本，但在行业厂商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这些成本可能并不算高。

　　与此同时，如果消费者在减排方面走在前列，那么这可能推动那些可以减少出行的通讯设备以及可以管理家庭能耗的电子控制设备的需求增长。那些投资于产品减排以及使低碳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产品设计的公司将会获得成功。没有准备的公司可能丧失重大的发展机遇，并且面临一定的价值风险。

　　啤酒行业 ：原料成本的上涨和对包装的定向监管可能造成波动

　　那些旨在降低包装的碳含量并要求换用新包装形式的定向监管可能给该行业造成直接影响。而其原料成本也可能受到其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间接影响，比如造成包装原材料成本上升的碳成本，以及令大麦和玉米成本上升的生物燃料需求等。

　　实际发生的不利气候变化也会造成作物价格和水资源供应方面的风险。那些积极预计包装变革并且为可能的成本峰值做好准备的公司将获得成功。

　　单从交易双方看，这是两家企业间一场纯粹的商业行为，外界完全没有 “品头论足”的必要甚至资格。但从总体上来看，汇源“泛化”影响的“恐慌”在于政府如何用有理、合法的手段在不破坏国际间正常贸易环境的前提下来保障本国国民的长远利益。

　　汇源“并购门”

　　9月3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宣布以179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全部股份的消息一经公布，舆论哗然。一旦交易成功，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个人将套现74亿港币，根据汇源与可口可乐达成的不竞争承诺，在两年内朱新礼将促使其任何关联公司不会在中国经营或参与任何与汇源集团核心业务(乳业除外)构成竞争的业务，这意味着朱新礼彻底套现了它白手起家创建的汇源果汁。

　　而就在半年前，朱新礼还声称要做民族品牌、做百年老店，是什么促使朱新礼突然“变现离场”？这起并购交易能否通过新《反垄断法》的审查最终成交？其背后隐含的中国民营企业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应该如何自处？中国政府该如何引导经济发展而保障本国企业和民众的最大利益等问题令这场“普通”商业交易显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卖，是理性选择

　　与网络上热议的汇源“卖身”可乐，中国民族品牌岌岌可危，甚至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等说法不同，财经专业人士对这场并购显得颇为冷静和理性。

　　从汇源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运用资本力量扩展是其一贯的手法，这在本土企业中也属难能可贵。2001年汇源实现扩张，资金受困时曾与德隆合作，通过出让股权，获得5.1亿元现金得以快速扩张，实现了增长、增值，还让原有资产资本化，作价4.9亿元。之后，汇源与统一合作获得3030万美元，利用统一的渠道、品牌来扩大自已的实力和影响力，并将自身价值增值到50亿元人民币。2006年汇源出售35%的股权，大力引入法国达能、美国华平基金、荷兰发展银行和香港惠理基金，获资2.2亿美元，也使其总价值由此飙升到6.28亿美元。2007年汇源果汁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上市当日股价大涨66%。借此机会汇源实现了与国际资本平台的成功对接，也为今日变卖汇源奠定了基础。

　　朱新礼在回应外界关于汇源“卖”的动机的种种猜测时强调，汇源的经营、资金链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业内人士则纷纷表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国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林嘉喜认为，如果可口可乐去年或前年收购汇源，汇源肯定不会卖。去年和前年大家还在谈中国经济黄金10年，而今年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上涨，内销很不稳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之下，可口可乐给了一个高于股价几倍的价钱，让股东们满意，汇源自然就卖了。如果这个公司它的整体趋势很好的话，达能会行使它的优先权，优先把它购买下来，不会它也把股份卖给可口可乐。总的来说，汇源的出售是因为朱新礼认清了当前形势的明智之举。

　　如果说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朱新礼做出“卖”的决定，那么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这个决定往往是“外忧内患”的结果。上海天道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俞铁成分析认为，对朱新礼来说，在感到管理吃力又缺乏好的接班人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应该为企业找个好的归宿。中国目前恰恰缺少这种优秀的把企业“当猪养”的企业家。应该说，在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之际，朱新礼抓住了机遇，为汇源找到了我们能想到的最理想的买家。“如果不卖给可口可乐，而是像现在国内某些机构建议的那样找一些国内企业凑钱来收购汇源，甚至肢解汇源，那才是汇源最悲惨的命运。”

　　另外他认为，从媒体曝光的资料看，汇源内部的管理存在一定的“山东帮派”特色，这可能会阻碍汇源引进一批国际优秀经营人才的加盟，“当汇源走出山东，走向国际市场而人力资源无法及时跟上时，发展瓶颈自然就会到来。”

　　而清华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则从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为汇源的选择做了深入的解析，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受资金链影响比较大，筹措资金比较困难。他们除了要忍受高额的贷款利息外，还要付出不菲的银行公关费用。另外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是加大了民企的融资难度，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地方政府对民企的管制等因素令民企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被迫说”，“企业上市会使得最初的创业者有机会套现退出，这是重要的创业原动力。”

　　卖得值？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单从交易双方来看，是一件双赢互利的交易。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是一个增强在中国的业务的绝佳机会。而既然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并购的价格应该是相对合理的，作为上市公司，交易只要跟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冲突，与中国的产业制度不冲突，符合公司、股东和员工各个方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说这是桩好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