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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青铜：别样的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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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鼎、尊、编钟等雄浑大气、凝重祥和神秘的重量级青铜器不同，走进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人们立刻被上千件生动豪放、足以令现代人想象力苍白的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艺术品所吸引。这些精致小巧以动物纹为装饰的青铜及金银制品，风格古朴、自然、率真，造型丰富奇特大胆，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是难得的古代文物精品，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喜爱。
夏、商、周是中国伟大辉煌的青铜时代，中原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和分布的主要地区，北方草原虽地处偏远但屡有青铜器出土，因而也是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造型独特充满浓郁草原文化气息，俗称“西番片”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就享誉了世界，成为国内外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抢手货。现今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如美国华盛顿沙克勒和佛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大量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并以此为荣。纽约沙克勒基金会就收藏有上千件，大到形制各异的青铜兵器和生活用具，小至各类精巧的装饰品，琳琅满目。
长期以来，凡是在长城地带出土的具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均被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鄂尔多斯博物馆合作，在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揭示了相当于夏商时期土著的青铜文化遗存。以此发掘所命名的朱开沟文化，被确定为是内蒙古长城地带重要的早期青铜文化之一。该文化晚期出土的青铜短剑、刀、鍪、护牌等，是内蒙古长城地带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和工具。
动物家族：不能没有你
当今草原上的人们已不再像2000多年前的游牧民那样专致执著地打造千姿百态的动物纹饰艺术品了。人们惊愕古人在构图及工艺上的才华，赞叹鄂尔多斯青铜器线条的简练质朴，造型的生动自然，布局的巧妙和谐。
古代生活在欧亚草原的马背民族，腰间系腰带佩短剑身上挂牌饰，使用的车马具、工具、餐具及妇女装饰品大多为雕刻动物纹的青铜及金银器。人们不大想将自己雕上去，动物却绝不可少。那时人对动物的特殊感情既可能是羡慕赞美，还饱含着欣赏和喜爱。
现代人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大量动物造型理解是：他们集中展现了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森林草原景观，对他们赖以生存、朝夕相处的大自然中各种生物动物浓郁的迷恋情结。另外，这其中的许多动物可能还是他们原始崇拜的对象——“图腾”。
公元1972年冬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茫茫沙海深处，出土了200余件用黄金、白银铸造成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整套金冠饰由上部的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两部分组成。上部的冠饰为一只站立在半球形底座上、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鹰，雄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精美图案。下部冠带由3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有浮雕的虎、马、羊图案。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寓意佩戴者翱翔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王者气概。金冠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制作精美，工艺考究，代表了当时金属铸造业的最高发展水平。
据分析，这批珍贵文物出自一座墓葬中，墓主人应是一位战国时期驰骋疆场、地位显赫的部落首领（部落王）。而他所佩戴的这具黄金冠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胡冠”实物，稀世罕见。弥足珍贵的“胡冠”数次远渡美国、日本等国家展览，享誉海内外。
大量的考古发现及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代，春秋、战国、西汉初年是它的鼎盛时期，它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地区早期畜牧——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其他青铜文化相比，具有如下显著的自身特点：一、都是便于携带的小型实用器；二、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三、有许多金银制品。按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车马器三大类。
北方畜牧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由于短剑既是他们马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同时还具有一个勇士的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所以他们对短剑倍加崇爱。
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30厘米左右，剑身的宽度在2．5－3厘米左右。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短剑的柄首端极具装饰性，有的柄首铸造成空心镂孔球形，内有弹丸，摇动时可发出声响，习惯上称之为铃首短剑；有的则装饰圆雕的鹿首、鹰首、马首、羊首等，习惯上称之为兽首短剑；还有的为圆雕或浮雕的双鸟回首、鸟喙相对状，这样的短剑习惯上称之为“触角式”短剑；也有的柄首作蘑菇状，习惯上称之为蕈首短剑，最大量的剑首形式还是由“触角式”简化、演变而来的“变形触角式”短剑和剑的柄首端为一个或两个并列的圆环的环首短剑。柄部为便于握持和美观，一般都装饰有蛇状横点纹，动物纹、鱼鳞纹、云形纹、几何形纹、凸棱纹或凹槽以及镂空等，也有在光素的剑柄上缠绕绳索者。
各类饰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能反映中国北方早期畜牧民族文化、艺术特征以及与欧亚草原文化交融信息的物品，因此也是备受中外收藏家青睐之物。图案的内容绝大多数采用浮雕、透雕、镂空、锤揲等各种手法，装饰有写实或抽象化的动物形图案，动物种类有虎、狼、马、鹿、羊、牛、骆驼、野猪、刺猬、怪兽、飞禽、蛇等。或一只独处，或双双成对，或三五成群。饰牌上的画面有的较恬静，所表现的动物或飘逸安闲，或凝眸静立，或两头相抵、相互嬉戏，或两颈勾交、柔情绵绵。有的场面则激昂惨烈，动物们拼死厮杀，弱肉强食。少数为几何纹和人物造型等。这些饰牌绝大多数都是成双成对的出土，图案相同，但方向相悖，佩戴时位于腰带前部的一左一右。
游牧民族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虎、狼等凶猛动物的袭击以及邻人的劫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不仅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也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各类猛兽以及食肉动物捕食食草动物造型图案大量出现。
虎噬鹿纹银饰牌，整体造型是一只高浮雕的伫立猛虎，吻部抵在一只呈匍匐状的鹿头顶部，一只前肢踩踏在鹿的背上。鹿的头部与前肢被紧紧挤压在一起，面部表现出恐惧、无奈的垂死神情。生动、写实，充满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悲烈气氛。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周边饰绳索纹，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咬斗的场面，猛虎在下，腹部着地，前肢极力撑起上躯，昂头张口狠狠咬住野猪的后大腿根，后肢翻转朝天蹬踏野猪，虎尾下垂经裆部由后向前弯卷至背部；野猪在上，虽处于劣势，但仍死死咬着猛虎的一条后肢，奋力反抗，双方厮杀的难解难分。该饰牌造型生动，不仅神态栩栩如生，而且所塑造的后肢翻转的浪漫主义风格，堪称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
虎禽搏斗纹青铜饰牌的主体图案采取浮雕、镂空的表现手法，左侧为伫立的老虎张开大口咬着一只猛禽粗硕的大腿，而右侧振动双翼展翅欲飞的猛禽则曲颈衔住老虎的脖子。饰牌艺术夸张的背后，却隐匿着令人浮想联翩的信息。它有可能再现的是3000多年前的鄂尔多斯草原上，确实存在着能与猛虎较量的雄鹰；也可能暗喻着以虎为图腾的民族和以鸟为图腾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殊死角斗；或许还是在告诉后人，这件饰牌的持有者，是由崇拜这两种动物的祖先交融而成……
研究尚待深化
面对二三千年前自由、豪放、率性、酷爱生活的鄂尔多斯人留下的众多熠熠生辉、震撼人心的艺术品，现代人在不断的考古发掘中苦苦思索。
日前召开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来自德国、法国、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等6个国家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科研局等地区或单位的70多位专家出席并发言，会议收到论文竟达48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白云翔指出，个案研究和基础研究，仍然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譬如，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发展和扩展的研究，制造与生产的研究，更加完善的类型学研究、编年研究、分区研究，社会应用和社会功能研究等，都是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的重点课题。
白云翔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推进需要在广阔的视野下进行。从时间上来说，不仅要了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还要了解更早和更晚的文化，这样就看得更清楚一些。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为例，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的探讨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是否完全是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生存方式发生变化而自发产生的，还是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它与西亚冶铜术的东传有没有关系？进而它与中原地区冶铜术的起源有没有联系？
人们认为，探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自然环境因素、文化因素、技术因素、族群因素的变动等均不能忽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传播也是如此。北方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 （10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