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中国信贷资产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就资产证券化进行统一立法，已出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法律位阶不高、层级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其又与高位阶的法律存在冲突，一旦出现纠纷，投资者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得不到法律救济。监管部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胡滨：有了统一的根本大法以后，监管机构才有依据。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各监管机构，根据自己掌握的方法和规则去做。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由银监会监管。另外，比较好的银行已经出了一些相关的监管的规定，这些监管规定，是针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而企业的资产证券化，还停留于业务创新，出于创新的监管和行政上的监管，并没有一个法制化的监管。企业如何发行，能否发行，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发行，这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规则，这些都是监管部门需要统一和协调的。这也是目前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交易不规范，投资者认识和了解程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者教育。

　　《环球财经》：基础资产的质量是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最终决定者。要能成功发行以资产为基础的证券，其资产本身的“违约率”及违约后的“损失率”在发行前应有明确的鉴定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政府把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是一种比较失败的做法。这一前车之鉴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胡滨：不能完全把次贷危机归咎于私人或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因为这样一个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实是有好处的，也是有作用的。而根本的原因是，对结构性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的透明度不够。透明度就包括了，评级当中的透明度不够，产品风险的透明度不够和产品设计的透明度不够。因为评级机构的评级是不透明的，这样投资者能否依赖评级做出判断，对投资者的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投资者过分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

　　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不光是我们，即使是美国的监管部门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比如美林证券的交易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诚信的背后》，这个交易员在书中揭露了衍生产品的风险，这位交易员的描写，甚至于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本身，都没有办法把风险充分地揭露出来。但是这样的产品已经卖给了投资者。

　　监管不能缺位，不能过分依赖市场自身的调控，或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作用。因为监管机构的作用也是同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