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喧嚣很多年的词汇，加上入世前后的舆论造势，国人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但这个词汇让我们能够深入骨髓地彻底理解，当属仍在咆哮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种世纪性的小概率事件。五大投行的三家投行不是倒闭就是被接管，幸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最终也被迫转型为商业银行，以其通过吸纳储蓄来缓解流动性危机。华尔街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弥漫在世界的失望和恐慌气氛，让中国本就萎靡不振的资本市场雪上加霜。美元贬值以及美国内需下滑的双重因素，也让我们已经感受到出口放缓的明显影响。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元是唯一的世界货币，“老大”地位意味着它的变化将会有不可避免的蝴蝶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模式，因为华尔街投行神话破灭虽然有无数可以言说的因素，但非常关键的是政府监管松散，使得金融衍生品风险扩大。长长的金融衍生品链条，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些产品时很难知晓深藏其中的风险。QDII的投资损失、中投公司的浮亏、雷曼兄弟破产后爆出的国内银行损失等，无不反映出对于金融风险的认知程度有待改进、判断能力有待提高。简单模仿西方的投资模式，高估自身水平的投资热情，脱离国情的改革手段，都会给我们最真实的教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下的中国社会语境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认知模式和话语模式。在此，笔者绝无任何反对改革开放和漠视经济全球化的意思，但是无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应对经济全球化，都不应该脱离中国国情，都应该真正地实事求是。有政治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现在的治理模式是“精英联盟”，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联盟，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家长远利益。也有西方左派批评发展中国家精英通过与国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联盟，最大程度地谋取自身利益。毫无疑问，上述理论阐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事实，但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的部分真实，因为任何人都需要追问的是：谁从中获益，谁从中受损？

　　 从根源上讲，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法理上说大部分大型机构的诞生与发展都依赖于纳税人的钱，都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扶持和倾斜，即使股份制改革之后也不能抹杀这一前提。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监管比西方的国家监管多了一层含义，即不仅是控制风险的问题，还有国有资产（即人民的钱）保值增值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金融监管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很多人之所以痛斥部分“汉奸”的言辞和行为，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正在于此。这种非此即彼的痛斥模式固然不可取，但它还是反映出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有最根本的考量。

　　 无论经济全球化和其他方面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有多广，当下的世界还没有谁能逃脱国家叙事的逻辑，即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个国家的追求，雷锋式的行为只有在风险扩散概率加大且会波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出现。而这也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博弈的底牌所在。最典型的例证在不久前刚刚再次上演，为了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美国政府9月20日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同时也向日本、德国、英国等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加入“救市联盟”。但这些国家只是对美国的计划表示赞赏，却无人打算跟进采取类似措施。

　　　 　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做法考虑的是继续保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金融经济安全，而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场危机中汲取教训，来保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不能在恐慌性气氛中丧失了自身立场，增加不必要的损失。以中国现有的经济体量，虽不至于自我高估许多，但至少需要保持自主性，继续金融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监管。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十年后的美国金融危机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不可阻挡的潮流，继续改革开放是必须的选择，但国家利益的保证不能因为外部压力而有所减弱，必须在经济全球化中提高国家监管效率来保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说到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监管最终和改革开放的评判标准是一样的，即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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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市信心来自实质性降价获得普遍认同

　　本报评论员 商 灏

　　 国内外金融市场最近发生的诸多变化，似乎无一不影响到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风云气象。而市场预期之下，谣言很多，猜测很多，动作很多，建议也很多。以至于为了试图改变政策，有了中房协上书中央的举动。尽管中房协对自己的政策建议被采纳显得颇有信心，但舆论对此持批评态度。金融界权威分析人士近日提出的政策建议更给中房协泼了一盆冷水：中国过去几年的房地产泡沫程度相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政府应继续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看上去在两率下调的政策信号释放之后，忧虑深重的地产业可能有些操之过急了。虽然国内监管层和银行目前已经注意到了房地产的风险,甚至进行了房地产压力测试，但市场现在普遍认为房价下跌15%并不会给银行带来风险。而宽松的利率条件和大幅降息的政策却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前两年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房价与民众实际收入水平发生偏差，民众购买住房的愿望受到遏制。当前房地产成交量的持续大幅滑坡，原因在于房屋价格远远突破民众承受能力的底线。也正因如此，只要房屋价格远超民众购买力的现状仍不改变，无论宏调如何进行，开发商的利益终难挽回。所以难怪舆论普遍将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问题的根源归结在开发商身上，认为是开发商没有认清市场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因此若开发商不切实际地试图改变房地产调控政策，而不是实质性地降低房价至与民众购买力相适应的程度，则楼市信心难以恢复，观望的情绪仍将继续。

　　　 　同时应注意到，今年以来尽管国内楼市存在价格下降预期，销售低迷，但楼市的销售面积和金额仍然高于除2007年以外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显示总体购买力不能过分低估，也显示民众拥有住房的愿望强烈。而购买力的差异决定了市场对价格的接受能力、对降价的期望程度不同，只有实质性降价才能获得市场相对认同。目前市场买卖双方仍呈僵持状态，显示楼市好转仍需时间与条件。

　　 如果开发商愿意大幅降价，虽利润减少，资金却可得以快速回笼，为未来发展赢得时间，长远看应利大于弊。如果购房置业者不是“投机性投资”，则应认为房价涨跌都属正常，而大幅降价本身就是楼市理性回归的标志。现在价格调整仍不充分，市场仍在等待房价和地价的公开下跌，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变相下跌方式。在供给面平稳增长的背景下，需求面迅速下滑，决定了价格趋势必然出现逆转。房价将面临10年来从长期持续上涨走向在中期内公开下跌的转折点。

　　 种种迹象显示，楼市还将深度调整。如果购房意愿继续走低，即使连续出台“救市令”，也难见效果。购房意愿之所以走低，首要原因是买房者对楼市失去信心，楼市遭遇了信用危机。

　　 楼市调整之前，几乎所有声音都在暗示房价将持续上涨；加之房价连续几年疯涨，似乎验证了“只涨不跌”的神奇定律。这表明，楼市缺少风险提示，使得买房者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现在房价既跌，买房者必然对开发商等产生疑惑。

　　 购房者的继续观望自是正确的选择。既然开发商都对房价缺乏信心，不得不选择降价销售，买房者信心何来？因为很可能今日买房明日就跌。而土地、信贷、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种种政策取向显示，官方并没有放松宏观调控的打算。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救市之道就是恢复买房者的信心，而不是支持开发商。而要想恢复买房者的信心，必须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楼市，让买房者理性消费；让开发商诚实经营不再忽悠；让地方政府积极稳定房价。

　　 毫无疑问，购房意愿10年最低也与经济大环境有关。房价快涨的这几年，也是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年。但现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买房者就必然要调整自己的消费或投资计划。

　　 民众投资意愿下降，银行储蓄再次成为首选，也进一步印证了民众的谨慎态度。

　　 事实证明，楼市尚未到需要救市的时候；有关方面当务之急是取得买房者信任，增加买房者信心。

　　 楼市今日之低迷，正是前期房产政策的渐次显效，楼价本应在这种观望情绪中有所转向。在房地产行业回归理性的这一过程中，低迷的市场需求开始对失去理性的房地产市场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就目前房价的绝对水平而言，无论是房价收入比之高，还是租金回报比之低，都表明房价仍处于明显的畸高状况。所以，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恐怕会坚持不懈，或许只有等到房价出现实质性回落才会有所调整。据此而言，现在就要求所谓“拯救楼市”为时尚早，楼市信心来自实质性降价获得普遍认同，而政府亦已明白，过早改变房地产调控政策，只会让之前的政策效果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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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货币政策松动的两种逻辑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双率下调、三大利好出世，宏调政策在后奥运时期迅速向保增长转向。在企业和市场捡拾信心的时候，质疑、担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央行副行长苏宁表示，对通货膨胀的警惕仍然不能放松，同时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只有微调空间，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没有下降余地。吴敬琏表示，放松货币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救经济，企业转型才是根本。许小年认为需要管住货币供应量，内需“根本无法挽救经济”。

　　 对货币政策走向的质疑之声不是全无依据。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可能导致美元再度泛滥并使美元重归弱势。美元疲软正是去年全球资产泡沫推高、通胀周期到来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尽管CPI连续4个月下降，跌破了5%，但如果美元贬值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再度上涨，通胀压力会重新到来，政策面专心致志保增长的空间将再度被挤压。苏宁提醒我们注意国际环境的变化，吴敬琏强调目前无法摆脱美元体系的控制，看到的是美元的不稳定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这是一个预见性的逻辑。许小年主张，在一个大病就会导致一个家庭破产的情况下，希冀居民储蓄搬家刺激内需行不通，这算是一个有现实性支持的逻辑。

　　 两种逻辑都有道理，那就是说货币政策的调适不那么有道理。有没有更好的代替方案？苏宁提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果。吴晓灵认为，需要财政政策出手，且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吴敬琏认为，近期货币政策的调整是“治标”之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扫清企业转型的障碍。在许小年看来，需要增加国内经济及企业的弹性和灵活性，消除现有行政制度存在着的不适宜刚性。总结一下，就是用放开财政政策、治理行政制度墙以应对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

　　 问题由此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诸位专家的观点有理，但是必须看到，即使没有去年以来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解放行政制度对于生产力的束缚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不动货币政策而用财政政策对冲风险，又有政府财力可能因今年以来的诸多自然灾害而不足以支撑的问题，如果以扩大赤字的方式拯救经济，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

　　 与上述专家意见完全不同，央行上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银行界人士对年底前的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出现较大变化，将近半数的银行家认为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将有所松动。这个调查结果和央行同时进行的企业家和消费者调查所反映出的情绪大体吻合。事实上，认为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可能偏冷的业界人士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高水平。央行跟踪的5000户企业盈利能力指数跌至9.5%，同比回落8.2%。1至7月，5000户企业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回落33.4%。此外，第三季度企业订单景气度也出现10年来的最大降幅。个人消费贷款需求也出现加速下跌的势头，未来3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比例同比创下1999年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的恶化程度之快出人意料，经济各个链条的信心耗散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在这个时候，调整汇率政策保证出口势头、调整货币政策保证中小企业活力、调整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保证市场和消费者信心已是必然。微调经济政策或以单一政策抵挡经济风险已经难以产生效应。危难时刻货币政策如果置身事外，吴先生担心的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景反倒可能真的重现。

　　 美元趋势对于中国经济政策面确实有牵制作用，但这不是货币政策不能作为的理由。美国具有美元定价权的优势，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利用美元资产大债权人的优势。承认别人的优势地位而无所作为，中国的经济政策面将长期被掣肘，经济的增长就会不断被挑战。行政体制对于经济确实存在制约，但这也不是货币无法作为的理由。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经济危难，获得持续改革的动力。

　　 双率下调以来对于货币政策的这场异议，表面看是方法的异议，技术层面的探讨；从根子上说，是如何善用和消化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积聚的财富和深层次矛盾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专家的意见可以看做是深化改革的宣言，是忧患意识的重申。但是，在宣言之后，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货币政策调整为标志的近期宏调政策变革，就是政策面积极应对危机的一次有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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