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专栏

　　出于对加尔文主义的宗教信仰，一方面，斯密赞同和支持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断言资产阶级对推动社会发展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他怀有深深的忧虑，认为大多数成员贫困、悲惨的社会不是繁荣、昌盛、快乐的幸福社会。为此，他责骂商人和制造业者“其卑鄙的贪欲，其独占的精神，是无法改正的”，“而人间支配者的暴力与不公，自古以来即是一种祸害”。在这样的宗教信仰下，斯密所努力探索的是：如何在混乱的秩序下使人类情感的冲动趋于理性化，使“卑鄙形式下”的“粗野竞争”的社会达到合乎理性的秩序与合乎道德的和谐；斯密所竭力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应该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斯密向世人揭示的是：在一个人人都在为自身利益忙碌的社会中，在这样具有巨大离心力的情形下，人们怎样才能不受到这个离心力的影响，使个人的活动与团体的需要相一致？这个社会所以能团结起来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可以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论述为前提的，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其自身的宗教信仰。

　　 从这点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斯密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是建立在其厚重的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作为基督教“预定论”的信奉者，斯密确信：人们在尘世中的善行并不能改变将来能否得到救赎的命运，但是他们的好行善施却成为拥有上帝选民的必要条件。“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手段。”（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５０页）所以，尽管人不可能把握自己的最终命运，但却可以支配自己在尘世中的行为，这也是人所唯一能够把握的东西。正是出于对这种宗教的信仰与忠诚，斯密认为，要使财富的获得与使用顺从上帝的旨意而不遭受非议，就一定要使每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

　　 同时，通过“利己”之心的阐述，对于市场规律应该如何认识，斯密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他告诉我们：在具有同样动机的各个人的环境中，出于个人利己之心的驱使，将会产生竞争，而竞争会使社会按照一只“看不见的手”达到它所期望的商品数量以及它所准备支付的价格。尽管，只是由于“利己之心”作为一个“驱动力”在驱使人们去工作，但这种自私自利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它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只表明利己之心只会驱使人们行动起来，故而它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真正要使整个社会协调地运转起来，就要防止整个社会被个人的贪求财富之心造成过度的勒索，防止整个社会在只是利己之心的驱使下狂躁不安，防止整个社会充满了冷酷无情的牟利者。正是在公平条件下的竞争，使社会中一切成员相互抵触的自私心理转化为使大家得以交受其利的结果。统观斯密的整个论述，他所假设和强调的“利己主义”行为，并非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受到“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与控制。这种调节与控制，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则转化为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则体现为道德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