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专栏

　　面对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人们一般有四种态度，据此可将他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态度是未加任何理性的审查就照单全收并深信不疑，我称这样的人为盲信者。盲信者之所以盲信，或因为习俗熏陶，或因为家庭教育，或因为宣传灌输……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盲信者，传统社会也因此给人留下闭塞、停滞、僵化的印象。

　　 第二种态度是怀着充分的敬意加以仔细审查和探究，接受其中的真理部分，怀疑乃至恰当地批判其谬误的一面。当然这里所谓真理和谬误未必是客观的，更多只是探究者自己的判断。任何社会中都永远会有少数这类怀疑者和探究者存在，他们过去就是所谓哲学家，现在则被称为知识分子。

　　 第三种态度是经过严肃审查和探究之后，心悦诚服地接受并信仰。这样的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信徒，因为他们的心智历程实际上已经与那种宗教或思想学说完全融为一体。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凤毛麟角，而且在我看来，非经历某种不可言传的神秘际遇和体验，再有慧根的人都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最大多数人持有第四种态度，即未经任何真正严肃的审查和探究就傲慢地怀疑和否定一切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思想。这类人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盲信者而已，他们毫无理由地认定自己能够并且已经掌握了真理，而且不需要通过任何辛苦的学习和思考。从历史上看，这种态度是欧洲启蒙运动制造出来的一个思想次品。启蒙运动的导师们坚信，人人都有潜力和权利通过自己心灵的自由探索成为哲学家和真信徒，而不必听命于别的外在权威。这种信念原本是一种闪烁着人文光辉的崇高理想，然而大自然造人却自有它的法则，并不遵从那些“启蒙先知”的教诲。也就是说，人的资质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即便外在条件完全相同，每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注定是不同的。于是，启蒙理想就变了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把“权利”与“能力”混为一谈。实际上一个人有天赋权利自由怀疑和批判任何思想学说，并不意味着他天然具备这种能力，说得更彻底一点，绝大多数人非经刻苦努力是天然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因此，这种新的盲信是比上述第一种盲信更要不得的。因为传统的盲信者至少还“信”某种东西，虽然它也许包含了重大谬误，而新时代的盲信者除了无缘由地自“信”以外，不“信”任何东西。怀疑、批判和否定在传统社会是一种独立思想的可贵表现，也是通往真理的起点，但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了一种廉价的盲从：人人都生怕自己因为“信”了某种东西而陷入愚昧偏见，人人都试图通过排斥“信”来展示自己身上独一无二的现代人智慧。这就是现代社会之所以看起来开放、进步、变动不居，但同时又令人深感失落的根源。

　　 然而，未经理解和探究的怀疑和批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展示了怀疑者和批判者千人一面的无知与狂妄而已。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儒家思想全是吃人礼教”……马克思断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建立在他对宗教（至少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深刻研究和理解基础之上的；鲁迅控诉“礼教吃人”，是建立在他对所有儒家经典几乎倒背如流的深厚功底之上的。他们对宗教和儒家传统的批判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我认为他们有做出这种批判的资格，况且他们的上述评论都是有前提的。我们呢？那些洋洋自得地宣称“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儒家思想全是吃人礼教”的现代智叟当中，有几个掌握了宗教和儒学最基础的入门知识？他们的所谓“批判”，就像一个盲人在对繁忙公路上的驾车者指手画脚。

　　 过去１０多年来，我对于佛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也研读了一些关于佛学经典和佛教历史的基础读物。我写下上述文字，原本是作为计划中的一个“学佛札记”系列的开始。我对佛学的巨大兴趣源自我的一个简单认识：我认为它可能比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宗教和思想学说包含更多的真理成分。我使用这个或然句式，是为了表明我并不想宣称这是一种“正确”或“客观”的判断，这很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生来是个东方人，并与我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的精神气质有高度关联。面对佛学，到现在为止，我希望自己是上述第二种人，即怀抱着敬意的探究者（怀疑者）。我甚至不太愿意用“佛教”这个词，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信徒：一方面，我不甘心充当第一种人，即盲信者；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不太可能获得那种超拔为真信徒的机缘巧合。我把佛学当做一种知识来追求，但与其他大多数知识不同，这种知识能够给人以生命意义方面的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