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不管”的“不管”超乎人们的预料，也是因为别有隐情，那就是不敢管。

　　杨丽媪（深圳）

　　

　　“范跑跑”事件尚未谢幕，“杨不管”又已登场。事发安徽省长丰县吴店中学，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经贵选择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冠以“杨不管”的称呼，不少人认为他比“范跑跑”更为恶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不管”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吗？他为什么不管？不管的背后又是什么？

　　正方：“杨不管”事件折射师德沦丧

　　和绝大多数师生冲突的新闻一样，“杨不管”事件经媒体披露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认为，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就道德来说，杨老师都有责任在学生发生纠纷以致拳脚相向时，予以及时的劝导和疏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事态引向好的方面。这些工作决非“闲事”，与知识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更需要教师花费心血。因为此类教学之外的指导，往往蕴含了如何为人处世的道德问题，尤其要求教师要循循善诱，用心教导。而杨老师恰恰在这些应该倍加费心的地方，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无疑是对责任的抛弃。更为可悲的是，他对责任的背弃甚至到了对生命麻木不仁的程度——当学生出现危急症状时，他竟仍然上课。所以就?“责任”而言，杨老师是极不称职的。而由“杨不管”身上，可以看到中国道德现状的一个缩影——怯懦，自私，虚伪，道德沦丧已成为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通病，而这一通病在大庭广众之下却得以畅行。事实上，“杨不管”成为了现实社会道德阴暗面的代表，成为某些道德沦丧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的佐证。

　　对此，法律界的人士则指出，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责任担当，就要体现社会公认的职业道德。我国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要“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和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全体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当学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老师无动于衷充当冷漠的“看客”，这样的学校如何能让学生有安全感，这样的老师，又如何能让家长放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良好的师德，是公众永远的诉求。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于提升师德的呼吁。然而“杨不管”对于学生生命的冷漠，甚至还谈不上道德范畴，连最基本的法律责任都未履行。

　　而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教育，是使受教育的对象社会化。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孤僻、冷漠的人没有完成社会化。中小学校(通过教师)是学生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渠道。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的职责，他就接受了超越普通公民的德性去寻求高尚的责任。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输，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如果一个教师连学生的生命都漠视，那么，“生命不保，谈何教育”？正是因为“杨不管”的冷静，一个14岁的孩子在课堂上走完了人生终点，也许杨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这使得他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还能保持自己的冷静，也许这帮孩子让杨老师很头痛，也许这些孩子经常在课堂上打架，老师都习以为常了，而且根本不听老师的管教，对老师来说，管和不管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杨老师的冷静绝对不是一天练成的，但不管怎么说，杨老师都要为他的冷静负责，同时这种“冷静”也将是对每一个老师的警示。

　　辩方：“杨不管”的“不管”实属无奈

　　尽管教育界和法律界人士对“杨不管”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教师群体中的多数人依然认为，“杨不管”并非真的不管，“杨不管”的不管实属无奈。

　　首先，他们认为，说“杨不管”没有“加以制止”是不符事实、不负责任的。据报道：“杨不管”在学生打架过程中说了一句“你们有劲的话，下课后到操场上打”，实际上，也就是进行了口头制止。况且，学生也并非由打架直接致死。据长丰县公安局透露，通过尸体解剖，死者杨同学并无外伤，其死因是由潜在性疾病导致，他们分析，陈同学与杨同学打闹只是起到了诱因的作用，杨同学可能因为情绪激动而引发潜在性疾病，最终导致死亡。这说明学生打架与死亡没有必然联系的。死亡也是教师无法预料的。

　　其次，“杨不管”的“不管”超乎人们的预料，也是因为别有隐情，那就是不敢管。一个老师上课，不用说学生打架，就是学生在下面不听课讲话，都是对老师的污辱。是什么让老师能够忍受此辱？

　　同样是发生在吴店中学，也就是在半年多前，一名学生用菜刀砍断了班主任4个手指头，而原因竟然是因为迟到后被批评。老师最后被鉴定为轻伤害，手指虽被植上，但部分功能已丧失；而该学生15岁，没有承担刑事责任。据说该老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之前也被学生家长打过——既然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公然打起来，也就是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而“杨不管”既“动口”制止无效，又能怎么办？“动手”吗？那挨打甚至意外死亡的当然也可能会是“杨不管”。在教师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要教师去保障学生安全即是缺乏人性，也是缺乏理性。

　　无巧不成书。7月12日，楚天都市报的一则学生殴打教师的新闻为“杨不管”的“不敢管”做了一个很好的“备书”——7月10日下午，武汉江汉大学的三名教师因拒绝一名成教女生提前拿毕业证的要求，遭到10余名男子的凌辱和殴打，并写下限期发放毕业证的“保证书”……由此可见，面对课堂上吵架斗殴的违规学生，教师之所以“不敢管”，而选择做一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式的沉默看客，固然与社会上发生的学生报复老师的恶性案例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上则是缘于现行教育政策没有对正常批评教育与侵犯学生权力之间进行清晰而合理的界定，一旦发生师生冲突事件时，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时往往受制于媒体舆论和社会压力，使教师在遇到类似事件时究竟该不该管学生、如何管、管到什么程度，心里没谱，缺乏标准。

　　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光靠老师威严可以解决学生中任何问题的情形早不复存在了。而由 “杨不管”的“不敢管”可以看到，绝不只是中国教育自身出了问题，也不只是今时今日才出的问题。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不管”的“不敢管”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变化，而由“杨不管”发展到“杨不敢”则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

　　反思：谁来保护教师的权益？

　　事实上，“杨不管”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争论背景——教师的权利。有多大责任便有多大的权利。但现阶段的教师职业确实存在权利无法有效维护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强者——现实中，教师群体的福利待遇常被剥夺，健康权与休息权容易被侵犯，而且常常成为教育腐败与教育高收费的替罪羊。离开了权利谈责任、谈师德是奢侈的，如果连自身权益都不能捍卫，又如何能让教师真正发出人性的光辉呢？这告诉我们，师德的树立，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

　　长期以来，教师一直被人们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实际上却还是享受着“臭老九”的待遇。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点委屈，就去学校大吵大闹一番，有的家长甚至把老师打骂一顿。两个学生竟然敢当着老师的面在课堂上打架，很显然根本就没有把老师放在眼里，连学生都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吗？

　　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政策一边倒地倾向于保护学生。学生可以给老师起绰号、家长可以打骂老师，但老师却不敢惩戒学生，有时连正常的批评教育都无法开展。在权利保护上，学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师却是一无所有，碰到品质极端恶劣的学生，老师不仅不能管，管了还要遭到报复。面对校园暴力事件、教师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事件的频频发生，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保护教师们的合法权益？

　　俗话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固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境界，但一旦将其绝对化未免带上了“教育万能”的唯心主义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教育民主被哄抬到不正常的高度时，教育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行业。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稍有过格之举，很可能频遭非议，沦为舆论与媒体关注的焦点。违规体罚自不必说，但是如果连面壁思过、责令检讨等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都被归入变相体罚、心罚的行列，斥为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时，试问社会到底能赋予教师多大的权利来教育问题少年？如果果真像一些人宣扬的那样“把批评视作教师无能表现”，试问教师除了“不管闲事”般地迁就与奉承，还能有多大的作为？

　　有鉴于此，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都呼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教育惩戒法规，实施师生公平保护。应该肯定杨经贵老师在处理此打架事件过程中是有失职之处的，不过如果我们把矛头都指向这位老师个人，不去探求导致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不思考是什么让老师甘愿在课堂受此污辱，不从制度上、从机制上加以改变，那么今后死在学校里的学生，杨姓同学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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