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已提出将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通过小幅度、持续性的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从方向上看，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区域逼近，从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续性升值有利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缓冲时间。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石油、粮食、钢材等出现了突发性价格走高，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导致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而国际经济和外部需求放缓加剧了我国企业转型的动荡，外部因素打断了我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表”，这显然会增大增速放缓长期化、就业形势严峻化的可能性。

　　三、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到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阶段，而此阶段又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同步进行，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重叠，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在采用从紧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应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为农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货币当局应通过有限的信贷扩张推动农业发展，促使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并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央行已同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10%，并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显然，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具有信号意义，政府正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差别实施和局部调整，来实现“保增长”与“控物价”两个目标。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在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可按照“分类指导、结构调整”原则提升政策的调控效力。从“保增长”的角度看，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达到3.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背景下，应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或取消利息税、促进以扩大抵扣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转型、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等刺激内部需求、减轻企业压力。从“控物价”的角度看，应建立更为严格和透明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抑制公共支出过快增长而诱发物价持续走高，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通过农产品增产缓解农产品主导型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差别性的货币政策和多元化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但这两种政策均具有短期效应，也难以改变经济形势复杂化的内生机制。这意味着：应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入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促使经济内生出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必须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步形成建基于国内需求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单纯依靠制造业驱动的工业化模式，逐步形成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的增长方式。为此，应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给机制，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投资，缩减农业和非农产业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度，提升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增强农业产业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适应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在实质化解通胀压力显著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并存格局，从而构成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文汇报)

　　(作者高帆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